永济租房（永济租房信息58同城）

2022-11-27 法务资讯案件

远去的记忆

黄河，都说是九曲十八弯，缩放在课本里，她就演变成了汉字里的"几"。在"几"字横折弯勾的弯窝窝里，有一片肥沃的冲击平原，那里就是我的家乡，五千年文明摇篮里最古老的那根藤条，鸾凤栖息的"盐运之都"——运城。

从小生活在硝石湖畔，却没有登过莺莺塔、鹳雀楼，也没有拜过普救寺、关帝庙，就连隔壁村仿制的被司马光砸烂的那口破缸都没见过。许是运城开放太晚，或是自己过于迟钝的缘故，故乡所有的底蕴和美丽，直到我离她远行时，也还是懵懂模糊，不曾体会。

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抹平了几乎所有70后童年记忆里的残砖碎瓦。前年，高中同学聚会时，我回到年少时曾经生活和成长的地方，险些迷失了方向。追逐嬉戏的街道院落没了，攀爬掏窝的歪脖老树砍了，听课踢球的教室操场推了，就连陪你一路走过学生时代的玩伴们，大多也都散落在浩瀚的城市之间，难得一见。

珍藏的记忆正在远去，留下的，唯有脑海里偶尔闪现的碎片，和不多的，似曾相识的留念。

（一）东街的童年

小的时候，父母在县城落户不久，居无定所，颠沛的很，经常搬来搬去地租房子住。最后一次住的是“经租房”，就是由政府统一管理转租的私有房产，在县城核心钟楼靠近东街的地段，差不多待了两三年。我最早的记忆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房子的主人是"杨大头"，尽管七十年代，政府已经不再把收取的租金分红给他，但他依然是那一带最富有的大户。"杨大头"成份不太好，地主家的少爷，每天骑个三轮车代步，给人修补鞋子，也有门面做些日杂营生，算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长在红旗下的孩子个头窜得快，七岁的时候，我已经和他一般高了，倒不是我异于常人，而是他不怎么长个，除了脑袋，就像《冰与火之歌》（美剧叫《权利游戏》）中的"国王之手"——侏儒提里昂。

每个人都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无法选择父母，以及娘胎里携带的基因。尽管身体矮小，比例也不协调，但"大头"脑容量大，聪明的很，很早就能与时俱进，走在市场的前列，很会做买卖。因为是经租房的缘故，又是小孩子，所以没跟他有过来往，也不知道他真名，只记他很勤快，但脾气大，特别爱发火，尤其是听到别人叫他"大头"的时候。

70年代的小孩子没什么好玩，也没幼儿园或早教班可上。学龄前基本都是散养着的，大人们陪着的时候不多，玩什么全凭你自己的意愿，只要不出乱子就好了。我打小是外来户，受"本土"的小朋友排斥，很少能入伙，总是一个人找点乐子，点个炮，扬些土，弹个玻璃球啥的。最惊险刺激的“游戏”莫过于向门前驶过的吉普车投掷石子，然后躲起来，偷看大人们气急败坏的样子。终于有一次被逮了个结实，险些挨了揍，后来就不再冒失了。

上学前，曾经短暂地有过一件正经的玩具，是我在隔壁大孩子的怂恿下，凭借在商场地板上一个上午的撒泼打滚，换来的驳壳枪。伤心的是，当天下午就被我烧包地耍丢了，至今都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对于来之不易的玩具，我是那么偏执的喜欢，大价钱的商店新货，原本打算狠狠在小朋友们面前显摆的。就在隔壁邻居家喝了碗米汤，绝对的枪不离手，出门找其他孩子的路上，突然就发现两只手都是空的……

那时候，每个家庭都不富裕，我再没张嘴央求父母买过玩具。不挨揍已经是烧高香了，尽管当时还小，也还懂得脸面，不好再无耻地故伎重施。

除了国营货架上的手枪，还有一种不需要花钱的链条枪我也特别喜欢。七八个洋车的链扣并在一起，下面一排扣眼用铁丝穿起来固定，做成枪的样子，另一排扣眼塞上辐条的螺帽做膛线，填上火柴头，就可以在撞针的撞击下打响，声音类似炮仗，非常时髦。于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开始关注父亲的自行车，只可惜他的"老爷车"是结婚时我大爷爷送的高级货，永久牌，十分的结实，一用就是二十多年，我初中都毕业了，链条也不曾报废。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六岁的时候，父亲下班途中，听到厂子里的高音喇叭播放哀乐，扎住车子去问究竟。结果，天塌了，毛主席与世长辞！震惊中的父亲忘记了我还在后架坐着，于是，我和洋车瞬间悲痛地跌倒在地，恰到好处地烘托了举国悲恸的气氛。倒地的车子，后轮还在空转，但链子不仅完好，甚至都没脱离齿轮，而我的胳膊却因此脱了臼。那时我就意识到，"永久"链扣是根本没机会变成火柴枪了。

每一个小孩子，父母都是牵挂的，调皮捣蛋的放在家里太不安全，上班也不得不带在身边，只等适龄的时候再让学校扮演托儿所的角色是最稳妥的。腊月出生的孩子，上学会比前半年生日的同龄人晚半年。1977年恢复高考赶上的是盛夏，为了同步升学，第二年，学校的招生和升级由原先的初春改为夏末，又延长了半年。因此快八岁的时候，整整在半年级自带的小石板上画了一年半的拼音后，我才正式拥有了学籍，光荣地成为改革开放后入学的第一批小学生。

这段时间里，爸爸妈妈完成了一件大事：在不远的西街大队批到了一块三分大小的宅基地，用自制土坯搭建了两间小房子。听说是大爷爷（也或许是姥爷）的战友托了关系，送了几包福同惠的点心就成事了。我的父母，全都出身于浴血沙场的革命家庭，根红苗正，符合政策，加上批下的不过是早年间荒芜的一大片低洼桃园，算不得好地儿，因此没打过多的麻烦。

四处租房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时至今日，我仍能清晰地记起搬家的情形。那天有太阳，爸爸推着满载被褥的"永久"自行车走在前面，专程从襄汾赶来的姨姨，拖着承载我和弟弟的四轮小车，妈妈拎着网兜断后，一次就完成了迁徙（家里的东西实在没几件）。新家在运城的西门外，离东街的"经租房"不到二里地，而我即将读书的小学就紧挨着钟楼下的东风商场。那个商场至今还在，只是早已破产，改做它用，但我对那里的木地板和"驳壳枪"印象极深。

不几年，"经租房"就因为阻挡新规划的解放路给拆掉了，少爷"杨大头"作为房东，应该有落实政策的补偿。只可惜政府不让他结婚，更不能有后，偌大的家产也恐怕只能由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继承了。 "大头"的兄弟个子挺高，人也排场，过去在钟楼国营修车铺旁边见过他修皮鞋，没有禁育令的限制。

（二）反帝路上的接班人

钟楼背后有一条胡同，直通西门外的农村，原先本是店铺一条街，入口对接钟楼最繁华商业区的两层阁楼，是老运城的青楼。解放后，备受迫害的窑姐们经过教育，成为洗心革面的劳动者，象征自由贸易的私人店面也通通取缔，改造成劳苦大众的院落和底层人民的社会主义大院，刷满了打倒牛鬼蛇神的标语，取名反帝路（后来改称西街）。

改革开放后，极左的路线有了些放松，在阁楼反帝路一侧的斜对面，出现了五六家国家单位不方便经营的私人棺材铺和寿衣店，也出售整套的花圈。每到中午时分，情绪沮丧的顾客总会听到嘹亮而充满朝气的歌声："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一队队活泼可爱的少先队员们，从花圈围绕的校门里鱼贯而出，欢笑着扫去压在他们心头的阴霾。

这里就是我的第一所学校——反帝路小学（后更名为西街小学）

那时的小学，主要任务是看管住小朋友，其次是培养劳动意识，学习很大程度上是捎带的。你但凡认真一些，就很容易成绩突出，早早系上革命红旗的一角，成为先辈们未尽事业的传承者。

时至今日，读书学习的情景没什么深刻的印象，辛苦的课外活动倒是铭记于心。夏天的时候，学校会组织为期两三天的田间"采摘"活动。那可不是现如今的闲暇娱乐，而是顶着烈日，蹲在刚割完的麦地里捡漏，一边背诵着“锄禾日当午”，一边收集散落的麦粒，接受革命再教育。要不就是除四害，假期里布置逮老鼠的作业，每人定量倒是不多，满五只算过关，开学要验尸，没有尾巴的不记数（因为有的学校只统计老鼠尾巴）。有一年特别过分，辅导员让捕祸害庄家的田鼠，促进革命生产！父亲说，这哪是小学生能完成的作业，摆明了是在给家长们定任务。

作为班里第一批红领巾，学校的作业是神圣的，我可以从父亲单位的指标摊派中弄几条耗子，却没有搞到田鼠的路子。

八十年代早期，城郊的住户大多都养有柴鸡，圈养的通常喂麸麸拌些烂菜叶子。不上学的日子里，西门外的孩子们经常去大队的荒地土坡挖马齿菜，在那里，我见过高年级的学长们逮田鼠的本事。他们了解鼠窝双洞口的习性，就兵分两路，一路带足了水从一个洞口灌，一路守住另外的洞口，活捉后关在笼子交学校的差。捕猎的过程很是危险，搞不好会被田鼠锋利的牙齿咬穿手指，尽管敢抓的都是老手，但也难免会见血。当时就想，政府给孩子们布置这样凶险的作业，还不如多养几只猫头鹰更方便一些。

学校里女老师居多，都有务农的经历，讲课时总喜欢捎带一些类似熬糖稀、晒果皮的小知识。为了更好的实践，我还和邻居跑到几里外西郊的糖厂蹲点，偷过送货卡车上的甜菜疙瘩。生活在城乡结合部，溜到某个大队顺个把瓜果蔬菜算不得事，偶尔也会被生擒活捉，一般挨顿训也就没事了。运气好的时候总还是占多数的。

整个小学期间，我唯一记忆清晰的小学老师是陈老师，做了我们三四年的班主任。还有一个系红领巾的课外辅导员印象深刻，不记得姓啥，经常在课后出现在学生中间，组织各项课外活动，包括"六一"儿童节的大型集体游戏。她们亲切耐心，很少打骂体罚孩子，对于课间的恶作剧也能包容，深受我们的敬重和爱戴。陈老师因为班里的孩子欺负低年级同学发过几次火，对几个恶习不改，时常当众拽掉别人裤衩看笑话的家伙有过体罚，也不过是请上讲台，训斥几句，示众了一堂课而已。

我一贯老实听话，表现积极，算是班里的好孩子，正能量的榜样。只有一次被实力强悍的"恶霸"欺负急了，心生歹意，和前排同样受过迫害的同学一起，向他蹲坑的粪池扔过砖头，结果数错了方位，引发了另一侧几个女生的尖叫和咒骂，如果不是有几个惯犯恰好事发后也去了厕所，险些被辅导员列为怀疑对象。

当时的学生上下学是没有家长接送的。为了保证安全，每个班都要求一路列队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回家，到家的才能出列，即便是剩下两三个人，也不能坏了学校的规矩。什么是"接班人"？当时的标准就是又红又专的贫下中农，因此，当班主任让大家逐一谈理想树志愿的时候，一个个不是当兵，干工人，就是站柜台，做大官，要不就是子承父业，顶替父母的班。还好，没有人愿意到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去种地，否则就这帮接班人，别说共产主义，就连"四个现代化"的汤，恐怕也喝不到了。

我的理想朴素而接地气，立志长大了要在爸爸的蔬菜门市部做一名光荣的卖菜人。可惜初中的时候，我接班的理想就破灭了。蔬菜门市部不知去向，消失的无影无踪，不留痕迹。如今给孩子讲爷爷的工作单位都得颇费一些口水才能解释明白。

（三）自给自足的生活

蔬菜门市部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肩负着城市非农人口的菜篮子，家喻户晓。当时由于各种物资紧张，据说上百种生活必须品都采取定额配给，因此有许许多多的供应票。蔬菜门市部平时控制的是豆腐、鸡蛋的配额，白菜、土豆之类的只有在过节的时候才限购。70后的人基本不大可能记得非主流的供应票，我也只对两种废除比较晚的有些印象。一是布票，二是粮票。

七毛钱一斤的肉票是听说的，贫下中农吃不起肉，最多买些猪膘炼油，在炒菜的时候能多见点油花，连我母亲都不记得它长啥样。每人三两的卫生油（棉籽油）要每月积攒，省着用，这样春节的时候才可以炸些麻花、豆腐。三十晚上，和弟弟趴在炕沿，看油锅里炸丸子土豆而泛起的油沫，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

布票存在的时间很久，但知道它的用途是因为上小学的时候，突然有那么几天，街头巷尾的老女人们吵吵着是否在它作废前，突击扯几块布做两件衣服。当时正值夏季，有一种时髦透肉的新东西叫"的确凉"，市场上可以用布票折现换购，精打细算的小市民搞不清是不是个圈套，不敢轻易的一次花完！至于粮票，恐怕是历史最长的供应票了，它大约是由当地的粮食局根据需求发放，领取了就会从你的购粮配额中扣除，相当于流动的购粮本。

每个月快开工资的时候，是人们最青黄不接的时候，断顿的人家总会把买五六毛钱粮食的尴尬活交给娃娃们干，大概是因为小孩子们不需要面子吧，这时候你趁机提出截流几个分分洋买米花蛋吃是不成问题的。粮票背地里一直可以当钱花，直接在商贩那里兑换东西。八十年代末就不一样了，买一斤油条，加上二斤粮票，可以买到一斤八两，简直就像是逮着了天大的便宜似的，因为那时候粮食已经不再紧缺。

粮票作废时非常突然，家里积攒的几百斤供应粮都没来得及变现，损失了一大笔财富，毕竟和一毛八一斤的平价粮相比，市场议价的白面要高出一倍的价钱。

父母两手空空来到县城，收入微薄，生活艰难。奶奶跟我们生活期间，口粮紧张过一阵子，但从没饿过肚子，父亲总能从左近的农村搞到粮食。小学时，家里肉不多吃，饭桌上的蔬菜却不曾受过委屈。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大多数的家庭差不了多少，生活都很紧巴，比起那些班里交不起学费的孩子，我算是比较不错的了。西门外居住的主要是西街大队的村民，在那一片，我们属于中上等收入的家庭。

作为山西唯一的商品粮基地，运城人无疑是幸运的。成年人28斤粮食配给，六成是白面，全省独一无二。我从小就讨厌棒子面，尤其是窝窝头和水煮玉米饼，因为晋南粮油门市部的粗粮供应总是这一种，什么荞面、莜面、豆面的，压根就没见过。大米被当做粗粮一直是件很奇怪的事，通常隔几个月才能碰到一次，十分抢手，去晚了就没了，定量也很少。

农民手里倒是不缺粮食，但几乎没有货币，压在褥子下的钱，惜惶地得论毛计算。逢年过节的，没有能拿出手的稀罕物，唯有拿自磨的胎面（精粉）蒸了雪白的大馒头，中间点上个红点，然后抓紧时间拜访亲友。胎面馍不放碱，要在馍皮裂口前送出去，否则颜值大打折扣，会被亲友们认为太不讲究。

相对于粮食蔬菜，瓜果梨桃等水果是不需要凭号购买的，最早在烟酒副食门市部兜售。市场放开之后，水果便成了农民同城里人换钱的经济作物，种的多了，也就变得不那么值钱。时令季节，甜瓜三五分钱便能成堆的包圆。西瓜也时常泛滥，几块钱就是一二百斤，堆在角落，放的油娄了，人们也不惜得吃。

改革开放全面铺开以前，城镇的氛围其实很像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尽管顶层设计的本意是想通过更多的社会化分工来消灭这种现象。由于家庭收入长时间缺乏增长的预期，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在一定的范围里实现自足。理发、修车、打煤糕、盘炉子、钉家具、裁衣服、制土坯、垒院墙等等，这些活西门外的居民们全是自己干，简单的生产资料在圈子里相互借用，宛如一个小型社会。别说下馆子吃饭，就连“杨大头”杂货店一分钱的鸡爪，买的人都不多，五分钱的澡堂子就更少光顾了。男孩子懒惰，身上虱子多，经常上课的时候能眼睁睁看见从前排同学的领口爬出来。女孩子也好不到那，长发里常常生出白色的虮子。尽管这些只是少数，却也是每个班都有，我就见过邻居家把衬衣扔在开水盆里，瞬间漂起满满一层虱子的壮观场面。一个公共澡堂，不需要满负荷就可以满足整个城市的需求，足见当时消费抠唆的普遍状态。

为了更好的自给需求，我家院子里栽了多种果树，有苹果、核桃、杏和脆枣，搭了满院子的葡萄架。也种过西红柿、茄子、黄瓜等农作物，就连我三年级时出痄腮，敷贴在脸上的仙人掌都是自产的，还免费送给班里其他患者不少。

（四）硝石湖边的盐水

晋南的凤凰城原本与并州龙城遥相呼应，堪称三晋名城。自杨贵妃东渡扶桑，李姓王朝便黯然失色，凤凰谷鸾凤因此出走，留下一片千年沉寂的数十里死水——硝石盐湖，更名曰"盐运之城"。从那时起，当地的饮用水一直备受盐湖的毒害，算来足有1200多年。

搬到西门外的第一件事就是打井。西街城郊居民区地势很低，吃水也浅，家家院子里都有打井，用辘轳或压杆取水。井水清凉苦涩，不能饮用，只能洗涮浇地。夏天时栓个篮子下去，贴近水面，可以储存馒头，适当起到冷藏的作用。当地人很少扯灰布做衣服，因为淘出来的衣服硬邦邦的，晾干后盐碱泛出，一道白一道灰的，穿起来不好看，酷似非洲的斑马。洗头就更加不舒服了，又黏又涩，像是滋了胶水的墩布，梳都梳不动，必须倒些碱面再涮一遍才行。我从小就讨厌理发洗头，洗的时候，也总是用左近顺来的洗衣粉，勉强舒适一些。

七十年代末，喝的水要到巷口的"社会主义水房"去买，是论桶计量的，因此生男娃至关重要。水房由解放后从良的老窑姐看管，大概是见过大场面的缘故，对卖水的差事不怎么上心，只要盛水的桶比瓮小，能拎走就算一桶，这给当时计划生育的推广造成了很大压力。邻居家只有仨女子，却彪悍得很，每次买水都拖两根五尺长的齐眉棍排队，方便合作。那些企图加塞的扁担男为此心有余悸，老远就躲着，兵器不趁手，秩序倒也井然。

烧开的自来水比井水好些，但也是咸苦咸苦的，喝起来齁得慌。老运城习惯用糖水或浓茶待客，大约就是为了压味的缘故吧。行署管辖十三个县，只要是满口镶金牙的，不用问，指定是运城县人氏。为啥？地下水氟盐含量太高，天天饮用，不露富也不行。

水房附近有一家酒厂，半开放的，上学的时候可以从那里抄三五十米的近路，路边堆满了酒糟。酿造的酒水本地人都不喝，牌子换了四五个，时间最长时叫"关公酒"，显然关公也不怎么庇佑，依然不怎么卖得动，因而酒厂一直靠卖醋维持。水质不行，怎么能酿出好酒？运城可是连需要冷却水降温的电厂都设在永济的。政府大员脑子不好使，不反思也就罢了，居然在我家西面又盲目扩建起一个新厂，结果一直荒废着没启用，基本成了西街孩子们滚铁圈、捉迷藏的乐园。

八十年代后期，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和民生工程的推进，引黄水流进了居民的水缸，咸水一举蜕变成泥浆。沉淀一个上午，泥土味就会清淡很多，漂白粉也不再显眼，虽然谈不上甘甜，但至少可以省些白糖和茶叶钱，比盐湖水经济了许多。每过一半个月，清空缸底，冲积平原肥沃的泥土还可以挖出来和煤糕，相比以前的沙土，黏性大幅增强，真可谓是一水双得。跨入新世纪后，听说从夏县引来了正经的四角水源，分区域限时供应。日益旺盛的需求和水源短缺的矛盾激烈交锋，直接推动了当地不锈钢自动补水箱产业的蓬勃发展，并逐渐行程气候，不断向周边省份辐射。

运城自古就是国之盐区，取之不尽的硝石湖催生了四通八达的盐道，支撑着古城千年的繁荣。没见过大海的时候，溜到南城外天地相连的湖边，踩块硝石，闭眼倾听湖水涌来时"哗哗哗"的声音，很有辽东回师，东临碣石的扬鞭感。

颗粒状的食盐就像是大力水手的菠菜，蕴含着生长肌肉的神秘力量，七十二斤的青龙偃月刀，不吃盐是抡不起来的。于是，元明以后，官道上往来的盐车越来越多，产"菠菜"的古镇也越来越火，"盐运之城"声名远播。盐道司八成不懂文墨，楞是换了个俗气的名字——"运城"，流传下来。

现如今，池盐已经不允许食用，取而代之的是更健康的海盐。硝石湖取之不尽的硝盐广泛用于军工、化工，部分变成了洗发水、洗衣粉系列。"国之死海"也声名鹊起，吸引着千万慕名而来的游人。在肥皂粉诞生前，洗衣粉我只用"奇强"，它是我家门口的运城洗涤剂厂生产的，后来叫南风化工。孩童时翻墙偷过车间的"扫地粉"，少年时也曾经在那里打过一个星期的短工，还喝过七八年厂区里免费的自来水，滴水之恩，算是个回报吧。

(五)名落孙山的成绩

因为半年级读了一年半，拼音和算术基础扎实，一年级的时候，成绩非常突出。第一个期末险些得到双百分，若不是语文出题超了范围，搬出个没见过的多音字（首都的"都"），早就将父母期待的"三好学生"奖状收入囊中。虽然学习没能如愿地拔得头筹，但红领巾戴的还比较早，挤进了头一批，也算给父母了长脸。二年级佩戴带过一道杠，小队长当了一年就被撤职了，理由是全班同学一致认为我行为骄傲，不能容忍。

当时的确是这样，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手插裤兜，昂首在教室里来回踱步的情景。小队长架子太大，看到谁捣蛋就立马向老师汇报，对于差等生基本不予搭理，总是以班主任的亲随自诩。早读的时候开始捣乱，笑话那些课前才恶补前一天作业的懒蛋，大声模仿一个口吃同学磕磕绊绊的语气，气得两个维持秩序的女队长使劲地把我往教室外头拽。随着功课成绩的每况日下，我逐渐被老师剔除出班干部序列。然而，学生生涯的唯一一次双百，却在最不合时宜的节点出现了。

那次期末考试，家里破天荒给买一根麻花加两个鸡蛋（吉利数，100的意思），还许下一门满分就奖励两块钱的承诺。我特别想回报父母的期待，偏偏那时候不争气，昔日风光早已不在。不得已，考试的时候，但凡不会做，或者吃不准的，就偷眼参考同桌的答案，几乎抄了个遍。谁成想，奇迹就这么诞生了，最后，偷窥者稀里糊涂得了两个一百，而作为版权所有人的同桌居然一个100都没有。因为这，我至今对她的名字记忆犹新，尽管小学毕业后三十多就没有再见过。

随后几年学了点啥，考得怎么样，实在是没印象了，只记得小升初时，学校组织过视力体检，两眼都是1.2，升级考试在班里排在十一二名，没有被重点初中录取。

我们那时候的小学，在课程安排和教育方式上，和现在的小学差不多，唯一不一样的是，每学期都会包场很多部电影。电影基本都是小银幕的革命教育片。一般只需要是五分钱（原价一毛五），若是连续每周一部的套票就是三分。当时最感兴趣的大场面电影是宽银幕的，最差也是遮幅式银幕，票价要两毛钱以上，学校一般不包场。像《海囚》、《佐罗》、《追捕》之类的，我们想看又不舍得买票，还不好混进去，因为总是满场，检票员看管的紧，还经常半中间拿着手电筒查座。露天影院就好多了，多在是机关工厂用砖墙围起来的空地上播放。自带板凳的肯定是买了票的，趴在树上的和蹲坐在地上的就可疑了。小孩子没一个花钱的，小个子的通常跟随在大人的身后假装子女混进去，我这种超高不好混的就需要冒一些爬树翻墙的风险，或者影片开始十几分钟，看管松懈了再溜进去。

有一次在南街的大修厂看《从奴隶到将军》，巷子里一同去的十几个孩子被看门的两个家伙盯死了，混不进去，玩过一次调虎离山。就是两个仗义的哥们，赤裸裸在看门的眼皮底下爬墙，以掩护大部队趁乱溜进去。影片开演后，我们再悄悄绕到银幕后边，把后墙外爬上大树的英雄接到墙头，再叠罗汉地放下来。

小学毕业前，运城只有两个电影院，半个月也就一部片子循环放，电视就好多了。《铁臂阿童木》，每周六两集更新，都是孩子们找有电视的地方聚在一起，边看边交流，还有《森林大地》，也特别受班里的同学喜欢。但是，学校里谈论最多的还不是这些日本鬼子的动画片，而是收音机里刘兰芳的《岳飞传》和孙敬修爷爷的《西游记》，很多人上课都不安心，只等着中午放学赶快回家听广播。

五年的小学生涯（确切地说是六年半，还有一年半的半年级），没吃过啥苦，没干过重活，也没学下啥东西。西街小学毕业后，我被莫名其妙的分进了另一所"小学"，在那里，又稀里糊涂的混了三年，领到了一张初中的毕业证。

离家东南500米的南街，有一所当时全市最烂的初中，中考升学的百分率，常年不足两位数，甚至有两年推了光头。教育局忍无可忍，几年后停止了招生，把它降格为小学。这所学校就是我上初中的学校——南街小学。

考虑想在永济买房，大家来说说未来房价的走势，会降吗

租售同权鼓励租房的意思就是让你买不起房（不断上涨的房价），然后把房产集中在富人和大集团手里，然后以高价租给刚需。如果刚需的工资涨幅没有房价涨幅高（必然），肯定买房越来越困难，直至你绝望然后放弃买房。马云说以后房子如葱就是让大家别买房以免推高房价，他好悄悄布局这个（实现未来20-30年计划）。现在人人都能买房意味着人人都实现了财富增值，这不是断了银行、巨头、富人、国家的财路吗？经过我粗略测算，从20-30周期来看，如果刚需逐渐都租房的话，银行、房地产商、租赁财团、综合巨头、国家税收等在房地产方面动的收益率远比通过银行直接放贷款给刚需的收益更高。现在刚需每月40%-50%的收入用于还房贷，最后还能落下一套房子；而以后房租越来越高也要每月40%-50%的收入用于租房，但最后刚需却一无所有，这样各利益集团才能最有效的榨取刚需，实现最大化的利润，这就是租售同权为啥这么受到鼓吹的原因！！！比如目前上海市区房月租高达90-130元/平，三口之家70-90平租房的话月租金～10000元。若用这个钱按揭贷款可贷款130～200万，首付三成的话能买180-200万的房子，实在买不起大的在市区买40平左右也行啊，虽说小些总归属于自己，或者转租出去再补些差价（努力些赚钱）租个大些的也不错。

永济租房（永济租房信息58同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