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体系逻辑（民法典逻辑结构是什么?）

2023-02-15 法律资讯民法典

中国民法典体系结构

中国民法典在形式上最大的特点是其独特的七编制结构：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和侵权责任；这是一个极富原创性的新体系。众所周知，传统的民法典体系，以法国式的三编制（人-财产-取得财产的各种方式）和德国式的五编制（总则-债法-物权-家庭-继承）为代表。相对于这些传统的民法典模式，中国民法典新增了单独的合同编、人格权编以及侵权编；这些都是中国民法典的重要创新。

在上述新增各编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人格权编。作为中国民法典的独创，人格权编以全新的形象“闪亮登场”，浓墨重彩地为中国民法典涂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特色。这由此成为中国民法典最为重要的结构和内容创新。

从形式来说，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这是对民法典体系与结构的重大发展；而从内容来说，在民法典中将人格权提升到独立一编的地位，弥补了传统民法典分则中只有财产权而无人格权、“重物轻人”的缺陷，实现了“人物并重”。从实质层面来说，民法典设置人格权编是在科技革命时代对人文主义的鲜明弘扬，是民法典时代特色最为重要的表彰；而以民法典的正式通过和颁行为标志，中国自此迈入人格权保护的历史新时代。

我国的人格权立法始于1986年民法通则，该法在第五章“民事权利”中专设“人身权”一节。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就名誉权保护、精神损害赔偿、人身损害赔偿、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人格物保护等制度出台了多部司法解释。2009年侵权责任法第二条列举了法律所保护的部分人格权。作为民法典编纂“两步走”战略的“第一步”，2017年民法总则规定了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作为一般人格权，列举了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个人信息保护等具体人格权。而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使得人格权立法迎来历史性契机，报告明确提出“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人格权”一词首次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这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对人格权的保护，既是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实现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的重要举措。

正是基于对“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这一重大指示的贯彻落实，201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审议的民法典一审稿中第四编即为人格权编。这充分显示了民法典设置人格权编是党中央基于“问题导向”所作出的重大“顶层设计”，致力于解决我国现阶段民事法律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这完全符合民法典编纂对现行法律进行“系统整合、修改完善”的立法目标。民法典设置独立的人格权编是对民法典体系的重大发展。这一创新的价值在于：以“编”这一具有最大包容度的框架，为人格权未来的发展留下充分的余地，从而确保人格权制度的高度开放性。如果未来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必须纳入新的人格权类型，民法典完全可以在人格权编之下增设新的章节和条款，对社会生活的变化及时作出充分的立法回应。

中国民法典在体系结构上的另一个重大变革是未设立债法编，而是将其分解为合同编和侵权责任编。这一立法技术的选择的原因在于：债法中的大部分内容与合同法总则的内容存在重复，如多数人之债、债的效力、债的履行、债的担保、债的转让、债的消灭等。事实上，债法的这些制度都是来自于合同法，也主要适用于合同法。这就解释了晚近的一些合同法示范法（如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欧洲合同法原则等）其实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债法总则功能的原因。由此，中国民法典最终不设债法总则，而以合同编通则代行债法总则的功能。同时，在合同编通则中规定，对于非合同之债，如无相关规定可适用合同编通则的有关规定；但根据其性质不能适用的除外（如侵权之债不适用可预见性、抵销等规则）。另外，对于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借鉴法国法等比较法上的经验，归入“准合同”这一分编，突出了它们与合同之间所存在的逻辑联系。事实上，可以将二者拟制为合同之债，譬如，无因管理可拟制为获得授权后的委托管理合同，而不当得利则可以拟制为取得他人财产具有合同依据；因此，二者在法律后果上与合同具有天然的类似性，这就解释了将其定性为“准合同”的原因。

中国民法典不设立债编的另一个逻辑后果，是设立了独立的侵权责任编。作为债的发生原因，侵权之债与合同之债存在本质性差异；这种合意之债与法定之债的二元格局是大陆法系债法理论的基础。因此，在不设立债编的前提下，合同与侵权必然分别独立成编。还值得注意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将侵权责任法第二章的名称从“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修改为“损害赔偿”。这意味着民法典实现了从“侵权责任”到“损害赔偿之债”的重大转变。这标志着侵权责任将回归损害赔偿的本来属性，集中围绕这一责任形式的要件和法律效果展开。而对损害赔偿请求权之外的“防御性请求权”（或称绝对权请求权，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民法典将其剥离给各相应的绝对权分编。譬如，民法典在物权编规定了物上请求权，在人格权编规定了人格权请求权。这就使得民法典有效实现了侵权责任编与人格权编的逻辑分离，使得二者各自回归其本来的功能，而不至于出现功能和适用上的重叠混淆，确保了民法典体系的完整与统一。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民法典体系逻辑（民法典逻辑结构是什么?）

民法的体系包括哪些?

民法包括哪些？

一、法学理论上的体系

（一）小民法

总则、物权、债权（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亲属（婚姻、继承）。

（二）大民法

小民法+知识产权（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

如果算上商法部分，还有公司法、海商法等等。

二、立法体系

总则：民法通则

物权：物权法

债权：合同法、侵权责任法

亲属：婚姻法、继承法

知产：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其他：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海商法、担保法，等等。

民法体系是什么？

所谓民法典的体系，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规则体系，也可以说是将民法的各项规则有机地组合在民法典中的逻辑体系。体系化与系统化是民法典的内在要求。近代意义上的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是追求体系化与严密逻辑性的法典。缺乏体系性与逻辑性的“民法典”只能称为“民事法律的汇编”，而不能称之为民法典。民法体系化有助于在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制度中充分贯彻民法的基本价值观念，如平等、诚实信用、私法自治、维护交易安全等，同时有助于减少和消除民事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依照科学的、完备的体系所构建的民法典将更加便于民法规范的遵守与适用。

2002年12月22日我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部草案在总则之外规定了八编，即：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收养、继承、侵权责任、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对此种体例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哪一些民事单行法应当被纳入民法典，我认为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应当从以下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民法典是对各种民事活动的基本的、普遍适用的规则所作的规定，民法典规定的是市民社会生活中基本规则，它在整个国家民事立法体系中属于最普通、最基础的民事立法，然而，社会生活是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的，为此需要大量的单行法律以调整各种民事关系。但这些单行民事法律并不都需要纳入民法典。只有那些社会生活中普遍适用的、最基本的规则才应当由民法典加以规定，而对那些技术性很强的、仅仅适用个别的、局部性的民事关系的规则不应当民法典规定，而应当由单行法来解决，例如物权法主要解决的是物权中人们对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关系，这是市场经济普遍适用的规则，而信托法仅仅调整的是信托关系，它不是普遍的关系，而是在特殊情形下产生的，它是物权法的特别规则。因此物权法应纳入民法典，信托法则应当作为民法典之外的单行法。

第二，民法典所确立的制度、规则应当保持较强的稳定性。民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必须保持最大程度的稳定性，不能频繁地修改或者废除，这种稳定性正是民法典具有实现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功能的基础。民法典中有些甚至是千百年来人类市场活动所共同遵循的规则的总结。至于那些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常常会发生改变的法律规则应当由民事特别法加以规定。例如，民法典中的物权、债权的许多规则是交易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有关知识产权的具体规则则常常不断变化发展，如果将各种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动的技术性很强的知识产权规则都纳入民法典，无疑会妨碍民法典内容的稳定性。

第三，民法典主要调整那些私法领域内的基本民事法律规则，至于处于公法与私法交叉地带的法律规则，例如劳动法、保险法、社会保障法等，由于其本身并非单纯的民事法律规则，而体现了较强的国家公权力干预的性质，所以应当制定单行立法。例如，德国的学者就将劳动法称为“特别私法”，其原因就在于，劳动法并非完全的纯粹的私法，劳动合同的订立也并非基于完全的合同自由，国家常常要做出许多的干预。

第四，民法典主要规定的是实体的交易规则以及对与实体交易规则联系极为密切的程序问题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如不动产登记规则可以在物权法中作出一些原则性规定，但是那些非常琐碎的具体的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的程序性的规定，应当由单行法加以规定。例如，知识产权法涉及到有关专利、商标登记的具体程序规则就不应当在民法典中作出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收养法由于涉及到大量的具体的程序性规则，其中更多的是国家基于公共......

民法系统包括哪些法律？

您好。民法是关于处理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民法是有关民事关系法律法规的统称。我国现行有民商合一的立法倾向，故民法继民商法。有成文的民法典和有关民事法律的单行法规。独立成文整编法律为：民法通则及其司法意见适用。物权法。债权法（担保法，合同法及其适用法律的解释矗规定）。亲权法（继承法，婚姻法。收养法）。侵权责任法（适用任何侵害合法权益案件）。商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知识产权法（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民事单行法：在行政及经济方面的单独立法条例。

民法的基本体系是什么？

大陆法系传统民法的体系分两种：

一为以法国民法典的法学阶梯式，分为三编，第一编为人法，第二编为物法，第三编为取得物的方式。

二为以德国民法典的学说汇纂式，分为五编，第一编为民法总则，第二编为物权编，第三编为债编，第四编为亲属，第五编为继承。

我国因为没有民法典所以并无明确采多少编，但大致体系为德国的五编制。

民法体系中包括哪些基本制度

就民法总论而言，主要有法律主体（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法律客体、法律行为与法律关系、代理以及期间期日、诉讼时效等。

从民法分论所调整的权利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制度：

总的来说可以分为财产权和人身权，另外还包括一个知识产权

具体来说，财产权可以分为：债权（合同之债、侵权之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和物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

人身权可以分为：人格权（一般人格权、生命权、健康权、隐私权等）和身份权（基于婚姻家庭关系而发生的相关权利，如扶养、继承等）

知识产权因兼具财产和人身双重属性，故而单独列出，具体而言，知识产权还可以再分互：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

民法都有哪些结构？如何掌握民法体系的要点？

首先是总论部分

分论就由物权编债权编人身权编侵权责任编组成

中国民法体系

没有民法典，现在以物权法为基础的一系列民法法律作为民法体系。

民法包括哪些法

，《合同法》、《物权法》、《公司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常》、《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

属于民法部门的法律有哪些?

债法（包括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物权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等。

什么是民法？民事主体包括哪些

民法：调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系的总称。

民事主体：是指根据法律规定，能够参与民事法律关系，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当事人。能够充当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必须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民法中的法律思维有哪些？

亲亲您好，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无论采何种观点，民法典中某些法律制度及理念均受到道德思维的一定影响。民法典既有坚持好人思维（如拾得遗失物等）、坏人思维（如缩短重大误解撤销权期间等）的制度设计，也有从坏人思维转变到常人思维的合理制度改进（如自己代理与双方代理等）。民法典既有依据纯粹法律思维的制度改善，也有受道德影响体现了不纯粹法律思维的制度设计：其中既有值得肯定者（如高空坠物不明加害人对受害人的合理分担补偿），也有尚需改进者（如善意取得排除赃物等）。民法典对生物技术伦理的要求、环境保护意识的弘扬、救助他人好人条款的设计等均体现出受美德影响可生良法，而“共债共签”等夫妻债务认定制度则体现出败德对法律的不良影响。单纯站在坏人或好人视角理解法律往往会简化制度设计，甚至会违背制度设计的应然逻辑，最好还是坚持常人思维：立法上应侧重引导常人行善，注重预防或减少常人作恶的程序化制度设计；司法上则应坚持“案件社会背景考量”的思维方式与判决导向，强化当事人识别欺诈的注意义务以减少作恶者成功机会，加强惩治力度；最终实现遏制与打击败德和维护交易安全的法律正义之美。

关键词：民法典法律思维道德思维常人思维案件社会背景考量利益平衡

法与道德的关系一直为法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话题，基于两者关系的争论甚至分化出了对法的本质理解的两个重要学派，即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包括排他性实证法学派与包容性实证法学派）。法与道德的关系可贯通于法学的全部，既包括学理，也包括立法与司法。笔者主要不是从法学理论以及司法实践的角度探讨法与道德的关系，仅是结合道德思维与法律思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中的体现，来揭示道德或伦理如何影响相关法律制度设计，法律思维又是如何影响相关道德考量，最后试图回答立法、司法乃至整个法学应该采用怎样的道德思维与法律思维。否则，一旦机器故障，连如何修理都不知。民法典适用亦如此。1260多个条文，仅字数就达十几万。涉及具体案件分析和裁判时，如何寻求最佳的条文就成为一个难题，更不谈该条文规范的关联问题，比如统辖具体规定的民法总则的一般规则。如果仅适用分则之中的具体规定，而忽视总则一般规则，则可能出现分析和裁判错误。所以，掌握民法典体系化逻辑尤为重要。

一、民法典中的道德与伦理思维体现

道德与伦理的概念在本文是等同对待的，无论两者的关系在学理中有怎样的分歧与争论。笔者甚至不打算界定何为伦理与道德以及两者的区别，只需知道道德与伦理规则是提供善恶好坏的标准即可。何为善？又何谓恶？法律到底应坚持霍姆斯大法官所说的“坏人”思维，还是应坚持“好人”思维？这或许是永远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尽管解决善恶的标准不是本文的主题，甚至超出了笔者的学术能力，但还是要给出作为本文讨论前提的简单标准。要辨别好人（善人）坏人（恶人），前提是要知道常人。常人的通常理解是，“就是与你我大致相似的人”，好人大概就是像“撒玛利亚人”一样的人，他比常人无私而关爱他，坏人大概是比常人要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即“损人”或“害人”之人。脑海中有了好人、坏人与常人的简单图像后，我们便可观察道德与伦理思维在民法典中有无体现，又是如何体现的。

（一）继续维持好人（善人）思维

民法典采取好人思维的制度，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有关拾得遗失物（物权编第314-318条）、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物权编第319条）的制度了。这些制度设计的道德或伦理前提是，立法者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与人民，都应该是好人。好人肯定会拾金不昧，这样才能弘扬“社会主义风尚”、符合“社会主义道德”的指引。如果有些人道德败坏，拾金而昧的话，便应被法律禁止甚或惩罚。基于此，相关的法律制度设计多是给拾得人课以义务，甚至是完全课以义务而几乎没有赋予其些许权利，以保护失主的利益。

民法典也意识到了原物权法中相关制度局限，试图通过新增物权编第318条，把失主认领期限由原物权法中的半年修改为一年，来增大失主利益的保护。无需说，认领期限的延长当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种改进仅是治标而不能治本。所谓“本”，就是要回到常人思维上来，通过赋予拾得人利益驱动的方式鼓励其上交。该制度激励无非两种情形，当失主出现时，至少应给予拾得人或发现者就标的物价值本身一定比例的奖励。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标的物的所有权一般应给予拾得人或发现者。若在特殊地点的拾得物（如公共行政机关或公共交通运输工具等）或具备特殊属性的物（如证明个人身份或个人私密事项的物等），即便不给予其所有权或由专门法律决定所有权归属的话，也应该给予拾得人或发现者合理的奖励或报酬。

我国早有学者指出：“正是道德与法律的分野不清，阻碍了我国遗失物制度的合理构置。”其实，如果立法者能够仔细学习与思考比较法上的相关制度，认真斟酌与审视我国历史上的相关法律，原本可以设计出更为合理的制度。在比较法上，有关私人之遗失物、埋藏物、漂流物、沉没物(品)与隐藏物等，几乎所有的成文法国家都明确规定了拾得人、发现人基于标的物价值一定比例的报酬请求权：如德国民法典第971条、瑞士民法典第722-724条、日本遗失物法第28条、意大利民法典第929-930条等。几乎所有的成文法国家都明确规定了在特定条件下，拾得人或发现人可取得或共享该标的物所有权。诸如德国民法典第973条、瑞士民法典第722条、法国民法典第716条、日本民法典第240-241条、意大利民法典第932条等。不考虑我国古代特有“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制度传统（在此意义上，我国古代通常以刑事规制遗失物等事项），不考虑我国古代“拾遗近盗”的观念传统（在此意义上，我国古代对拾得行为多为禁止或否定），仅从唐朝以来相关民事制度的设计上看，也有诸多同现代国外法律相同或相似的内容。在此试举几项我国古代法中的相关规定作为例证：

如唐《杂令》规定：“诸官地内得宿藏物者听收。他人地内得者，与地主中分之。即古器形制异者，悉送官酬其值。”《唐律·杂律》中有：“问曰：官田宅，私家借得，令人佃食；或私田宅，有人借得，亦今人地佃作，人于中得宿藏；各合若为分财？答曰：藏在地中，非可预见。其借得官田宅者，以见（现）住、见（现）佃人为主，若作人及耕犁人得者，合与佃住之主中分；其私田宅，各有本主，借者不施功力，而作人得者，合与本主中分，借得之人，既非本主，又不施功，不合得分。”《唐令》有关漂流物归属的规定为：“诸公私竹木为暴水漂失，有能接得着，并积于岸上，明立标榜，于随近官司申牒。有主识认者，江河，五分赏二分；余水，五分赏一分。限三十日，无主认者，入所得人。”宋朝的法律深受唐律的影响，《宋刑统》有关埋藏物、遗失物、漂流物的规则基本上是采用唐律的规定。

元朝法律对于埋藏物权利归属的规定也比较详细，“今后若有于官地内掘得埋藏之物，于所得物内一半没官，一半付得物之人；于他人地内得者，依上与地主停分。若租佃官私田宅者，例同业主。如得古器珍宝奇异之物，随即申官进献，约量给价。如有诈伪隐匿其物，全追没官，更行断罪”，都省准拟。

明朝《大明律·户律·钱债·得遗失物》对动产埋藏物、遗失物等的权利归属等也有详细规定：“若于官私地内，掘得埋藏之物者，并听收用。若有古器、钟鼎、符印异常之物，限三十日送官。违者，杖八十，其物入官。”“凡得遗失之物，限五日内送官。官物还官，私物招人识认，于内一半给予得物人充赏，一半给还失物人。如三十日内无识认者，全给。限外不送官者，官物坐赃论，私物减二等，其物一半入官，一半给主。”

《清律·户律》中规定：“凡得遗失物之人，限五日送官，官物尽数还官，私物召人认识，与内一半给与得物人充赏、一半还失物之人，如三十日无人认识者，全给。”

有关拾得遗失物、发现埋藏物等制度设计的合理思维常态，应是通过给予拾得人好处的方式鼓励其上交，尽管有些迂回，但这是最终能使失主利益得到保护的最好制度设计。任何制度设计，程序性思维比结论式思维更能实现制度预期。

（二）从坏人（恶人）思维到常人思维

民法典也有从坏人（恶人）思维到常人思维的进步体现，那就是总则编第168条对自己代理与双方代理明确采用了常人思维的方式，而没有采用诸如我国1981年经济合同法（已失效）第7条第1款第3项或德国法上最初也采用的直接无效的法律后果。自己代理和双方代理行为直接无效往往是持“坏人思维”的当然结果。因为在立法者眼里，当代理人以本人的名义与自己为民事法律行为（即自己代理）时，那他一定会损害本人的利益。当代理人同时以两个本人的名义为民事法律行为（即双方代理）时，那他一定会损害其中一个，甚至两个本人的利益。换句话说，“在自己代理的情形下，代理人可能将被代理人的利益置于其自身意愿之后；在双方代理的情形下，被代理双方被假定对立的利益诉求则集于代理人一身”。应该说，在现实生活中也的确不排除这些可能，此亦是持无效或禁止态度立法者的基本观点，“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可能会存在被代理人、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代理人难免会厚己薄人或者厚此薄彼，此时，法律须做出规范，以保护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最典型的情形就是自己代理和双方代理”。德国学界通说认为，之所以禁止自我行为（即自己代理和双方代理），主要意在避免“利益冲突”的风险。“德国民法典第181条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在自己代理场合中保护被代理人免受可能的利益冲突，或于多重代理场合中保护双方被代理人免受可能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可能产生于一个代理人需要维护两方经常处于对立的利益。”此处的“利益冲突”大概跟我国前述立法背景中考量的“厚己薄人或者厚此薄彼”应是同一道理。学者也有类似观点：“自己代理”本身“就存在着对被代理人不利的因素”；“若法律规定某代理事项可以自己代理或双方代理，除了自己代理中使被代理人纯获利益的情况之外，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可以肯定代理人在该代理事项中，实施自己代理或双方代理不会给被代理人利益造成损失，一旦损害了被代理人利益，法律甚至连可能的补救方法都没有。严重点说，法律规定了除外条款，便等于放纵了代理权的滥用。”传统法律或正是基于类似的价值衡量，往往把自己代理行为和双方代理行为直接规定为无效。尽管现在仍有学者继续坚持此类代理行为的无效说，但此种观点已大不如以前占主流地位。

现在更为人接受的观点是，无论是国内学理、司法实践，还是从国外“德国法与欧盟法的发展来看，自己代理与双方代理的自始无效模式已成明日黄花”，有条件承认此类代理效力的模式更为现代法律所接纳。这其中道理并不深奥，只要采用常人思维，便可知悉代理人所为代理行为未必会对被代理人有害，有时还很有利。如果一刀切地令该类行为无效，有时会增加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尤其是当被代理人同意时，更没有必要令此类代理行为无效。如有学者指出的：“不能一概将被代理人的意思排除在外，因为被代理人有可能愿意接受代理人的自己代理或者双方代理行为。”有效抑或无效，真正的判断者应该是本人，唯有他最关心自己的利益，唯有他知道何种行为效力对自己有利。依据常人思维而把“自己代理”与“双方代理”下的合同效力交由本人判断，更为契合代理制度的本质，即一切以被代理人的意志为主要考量，一切服务于被代理人的利益保护。这也是总则编第168条采取的立场，亦为当今德国、日本与欧盟、意大利、葡萄牙等大多数国家或国家联盟所采纳。只不过，我国立法者并没有明确总则编第168条是持当今德国法、日本法等的效力待定立场，还是持欧盟法以及意大利、葡萄牙等民法典中的可撤销立场，而这两种立场在我国也各有拥趸。至于是把总则编第168条理解为效力待定抑或可撤销行为，则取决于对自己代理和双方代理采取怎样的法律思维与道德思维。

第一，如果采取应然的法律思维，即坚持保护被代理人利益最大化的话，那么采效力待定无疑是最佳选择。这是因为，效力待定把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完全交由本人选择，以保护其利益。该制度设计也是秉持常人思维的结果，即代理人的自己代理和双方代理行为既可能会侵害本人的利益，也可能不会侵害，但本人受损是常态。因此，常态的制度设计为不鼓励此种代理行为，本人是否受损交由本人判断为宜。

第二，如果坚持好人思维，采鼓励交易取向的话，那么可撤销比效力待定更利于实现该制度目的。可撤销效力在某种程度上对本人略为不利，因为法律有对他行使撤销权的能动性要求：若其不欲使此类代理下的行为发生效力，他必须积极行使撤销权，否则合同便继续发生效力。此点跟效力待定中的追认权不同：追认权不行使，合同便不生效力。撤销权对本人所包含的此种主动性要求，其实质意在促使本人追求行为效率，更多的是经济效率。采可撤销在一定程度上是坚持好人（善人）思维的结果，即认为代理人通常不会损害本人，所谓的“利益冲突”仅是异常情况。好人思维下的制度设计理念是：原则上（常态情况下）代理行为有效更有效率。在异常情况下，由本人通过行使撤销权与否来决定行为效力就好。

基于本人所持常人思维的法律立场，还是倾向于把总则编第168条理解为效力待定更好，即“自己代理”与“双方代理”下的合同效力由被代理人决定。具体说就是把自己代理和双方代理理解为超越代理权的无权代理，本人可依据民法典总则编第171条关于无权代理的规定予以追认。该理解既契合了采效力待定说的通常解释，也实现了民法典体系内的融贯。

（三）从常人到好人的制度性激励

法律，包括立法，当然可以采用好人思维。但问题是，法律能否要求一个人成为好人（善人）。实际上，法律即便要求人人为善，人们也难以做到。我们常说，法律是最低层次的道德，这意味着法律几乎不是道德。法律对人的道德要求所能做到的，主要是通过对坏人的禁止性、惩罚性规定来惩戒坏人，并在一定程度上警示或预防人成为坏人。实现此种目的最严格的法律是刑事责任和民法上的责任制度（尤其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一些禁止性条款等亦有此种目的。民法典人格权编第1009条新增的一项有关“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的规定，便明确提出了“不得违背伦理道德”的要求，此亦即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回应。在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该规定值得肯定。它是对人类发展的基本要求：做人与做事（包括医学、人工智能等科研活动）首先不作恶，才有可能行善。

法律对人的道德伦理要求的积极体现，至多是通过制度设计鼓励人们去行善而不受损、不担责。其中的典型制度是民法典中的无因管理以及“好人（见义勇为）条款”（即总则编第183条、第184条）。笔者暂且把见义勇为行为与无因管理的关系予以搁置，只以好人条款为例说明法律确实有引导人们从常人走向好人的内在制度激励。笔者把总则编第183条概括为“保护他人受损可补偿”，把第184条概括为“救助他人致害可免责”。先看全国人大法工委对这两条立法目的的介绍，以体会设计该制度的立法背景。“总则编规定本条（即第183条）的目的，在于保护见义勇为者，鼓励见义勇为行为。在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基础上，本条补充规定了没有侵权人时，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的内容。”再来看第184条所欲实现的目的：“匡正社会风气，化解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等社会问题，需要强化对见义勇为的救助行为的鼓励和保护”，“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正能量”，要“免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倡导培育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良好社会风尚”。两个条款立法目的完全相同，此亦统称之为“好人（见义勇为）条款”的理由。

“保护他人受损可补偿”条款（第183条）鼓励人们积极为见义勇为行为而不必担心自己受到损失，因为该条赋予了见义勇为者受损时具有适当补偿的请求权。此处需注意适当补偿的应然理解。“适当补偿”并非意味着见义勇为者不能获得全额补偿，而是强调“补偿”不能给受益人施加过重负担，从而以“适当”予以限制。如果受益人有能力，并不反对见义勇为者予以全部补偿。如果受益人愿意，给予见义勇为者额外奖励也会予以支持。如果说，见义勇为行为跟无因管理有区别的话，大概就在此处，这也算是对“义”与“勇”的一种鼓励！唯有如此理解，才符合鼓励、倡导人们见义勇为之本意。

“救助他人致害可免责”（第184条）鼓励人们积极为见义勇为行为而不必担心造成受助人损害，因为该条明确规定了见义勇为者致害时可对此免责。此处需要注意的是该条中“不承担民事责任”的应然理解。“不承担民事责任”主要意在不能责令救助者承担没有法律依据的责任，但并不意味着救助者可以免除具有法律依据的责任。如果救助者因重大过失（甚至故意）构成侵权的，仍需依法承担特定侵权责任。唯有如此理解，才能既符合法律鼓励、倡导人们见义勇为之本意，又能兼顾不能无端给被救助者造成不必要损害的法律限制。

可见，第183条是以赋予见义勇为者“适当补偿请求权”的积极方式从正面鼓励其为见义勇为行为，而第184条是以免除见义勇为者“民事责任”的消极方式从侧面打消其为见义勇为行为时的疑虑。两者相辅相成，共同致力于倡导或重塑见义勇为的良好社会正气。尽量打消因“彭宇案”“小悦悦事件”等在社会上造成的不良风气。读者也许已能体会到，无论法律如何努力鼓励人们向善，它所能做的也仅是尽力让做好事者不受损，或不受大的损害。但它并不能直接要求人们完全无私，甚至受委屈，迫使人们去做“雷锋”等崇高之人。在此意义上，所谓的“好人条款”也是站在常人视角而设立。尽管直接实现人之为善的伦理价值不为法律所重点关注，但鼓励人们向善也是法律不可或缺的内在价值。“好人条款”因此也多为学者所肯定。

二、民法典中的法律思维体现

法律之所以是法律，就在于它有自己特有的思维模式与理念，那就是法律思维与法治理念，以民法典为代表的立法活动也应如此。但问题是，什么是法律思维？什么是法治理念？在立法中如何坚持应有的法律思维与法治理念？鉴于本文并不打算讨论形而上的学理与概念，那就以民法典中的具体制度为例予以说明与展示相关的法律思维与法治理念。

（一）不纯粹法律思维的肯定性体现

1.保护环境生态的相关理念与制度

民法典的一个重要特点或重大特色就是把环境与生态保护的理念（学界习惯上称之为“绿色原则”或“绿色理念”）全面融入了法典，甚至可以说融入了法典的方方面面。总则编第9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赋予了“保护生态环境”以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物权编第346条有“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当符合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合同编第509条第3款有“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规定。侵权责任编则用整个第七章规定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诸多学者还针对性研究了“绿色理念”如何融入具体的民法制度。

若坚持纯粹的法律思维，民法典有关“绿色原则”“绿色制度”的具体规范设计，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及具体效果等问题，或许均有值得深入讨论的空间。基于纯粹的法律思维，民法主要是调整特定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主体要特定，权利义务内容要具体，客体要确定。但这些要求对于环境与生态来说，往往都难以把握。某个主体（含自然人、法人与非法人组织）对环境生态的破坏，其受害的主体范围往往也难以确定。基于环境生态破坏的具体受害人，往往也难以找到破坏环境生态的具体加害人，因为此类加害人通常并非一个，而是多个。基于环境生态破坏所产生的内部权利义务关系，往往亦繁杂且边界模糊。对于加害人与受害人皆确定的环境污染等案件，当然可依据民法典予以解决。但是，当加害人与受害人一方或双方都不确定时，适用一般民事制度通常难以解决，只能借助于环境公益诉讼，但此类诉讼已经超出民事侵权调整的领域；而对于“生态破坏责任”来说，则更应细化规定。民法典对“绿色原则”与“绿色理念”的贯彻，不会也不应影响民法的基本制度与理念逻辑，“绿色原则”与“绿色理念”更多地应体现在对民事主体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的限制中，其适用亦应纳入相关民法制度的具体构成要件之中。对于不能纳入民法规范调整的制度，即便放入民法典也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强调“绿色理念”并没有错，但要避免引起不应有的法律体系的模糊与混乱。

对“绿色原则、制度、理念”进入民法典的具体适用及实际价值、对民法典与其他部门法的相关制度如何衔接与协调等，或许还有疑问，但对于“绿色理念”的宣示性价值却几乎没有疑义。覆盖全国的雾霾，让饱受其苦的人们深刻意识到良好生态与环境的无比重要。我们常常说，一切制度的核心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与尊严。但这须有一个前提，即人要首先是活着，然后才能自由与尊严地活着。当严重的雾霾轻者让人不健康，重者会缩短寿命或直接让人丧命时，法律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否则，那绝不是好法律。在此意义上，把绿色原则、绿色理念以及具体的绿色制度纳入民法典，哪怕仅在法律上宣示，亦均有积极价值。一言以蔽之，保护环境生态的观念与理念，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2.加害人不明之抛掷物品致害的法律后果问题

无论在民法典制定前还是制定过程中，这都是一个在民法领域引起激烈争论的话题。相信在民法典的适用中，仍会因此而争论，因为该问题并未最终解决。若依据纯粹的法律思维逻辑，该问题本不应由法律来解决。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254条到底应该如何评价？在纯粹法律思维意义上，对该规定的大多批判意见或质疑无疑都是成立的。问题是，不明加害人的补偿义务是否就应绝对删除？可以，但有一个前提，即社会上已经有了对此类受害主体的救济途径：无论是社会保障、商业保险、专门救济基金、责任险，等等。在没有确定的相关救济途径之前，该制度便仍有存在的合理性，无论批评意见多么强烈。理由如下：

（1）此类案件在我国现实生活中频繁发生，大量案例（参看本部分引用案例便已足够）以及学者激烈的讨论已经充分揭示，这是一个不争事实。

（2）由于当下社会缺乏相关救济途径，大多争议因此走向法院，走到法官面前，这也是一个不争事实。

（3）如果没有侵权责任编第1254条（原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相关规定，而采用反对该条款存在的多数意见，即驳回受害人的诉请，便在实质上采取了任由受害人自担风险（即自认倒霉）的结果。但受害人是否自认倒霉，那还是另一个问题。

（4）事实是，受害人并不会自认倒霉，此类案件大多走向法院已证明此点。他也本不该自认倒霉，当空中落下的是烟灰缸、菜墩、菜板、水泥块、砖头、粪便、橡胶锤、玻璃、装修废料时，显然其中多是有人投掷，而非意外事故，更不是诸如天降陨石伤人的飞来横祸。若被陨石所伤，受害人相对容易自认倒霉。但若掉下的是烟灰缸、菜板、砖头等物体时，受害人肯定难以接受自认倒霉。

（5）若受害人不自认倒霉，假设法院又判决他必须倒霉的后果会是怎样？敬请大家设身处地地想想！最少的不明加害人是两人或两户，实践中也不乏被法院确定为两人或三户等少数不明加害人的案例。在“刘某某等与张某某等生命权纠纷案”中，原告张某某的妻子董女士（也是其他三位原告的母亲）被从刘某某家三层楼里“抛掷”的“半块红砖砸中头部，致其当场死亡”，法院确定还有两家租户（即王某某和邹某某）的孩子也有加害可能，最终判决三户可能的加害人分担了死亡赔偿金。试想，如果法院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决，这位死者的丈夫及三位子女跟其这三户可能的加害人（尤其是房屋所有人刘某某一家）会发生怎样的结果？他们会自认倒霉吗？设身处于原告的境况想一想，他会接受驳回起诉的结果吗？最少的不明加害人仅两人，“郭某某与景某某等不明抛掷物、坠落物损害责任纠纷案”便是实例。如果不明加害人为两人，受害人受害后果又比较严重（如类似案件中致孩子死亡、残疾等），而判决结果为因加害人不明，驳回诉请。可以想象的后果会怎样？试请设身于受害孩子父亲或母亲的处境体味，该判决结果怎样？如果他（或他们）不能接受，会对两名不明加害人采取怎样的行动？再请体味“被从高空抛掷的水泥块砸中头部并受伤致残”的出生“仅46天的何某”父母的心情，他们能否轻易接受这是其霉运？大概现实生活中的多数人不会认为受害人该自认倒霉，受害人本人更不会自认倒霉，毕竟存在真正的肇事人。尤其是当最大可能的加害人为两人、三人等少数人，而受害人的损害又是难以承受之重（如父母或孩子被砸死或重伤）时，谁敢保证被法院驳回诉请的受害人不会引发新的悲剧？！

（6）如果真的出现了新的悲剧，如果类似的悲剧频频出现，请问这是持纯粹的法律思维者愿意看到的结果吗？不会，每一个人都不愿看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体系结构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将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即将“诞生”。

编纂民法典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也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对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编订纂修，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对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既保持民事法律制度的连续性、稳定性，又保持适度的前瞻性、开放性。

多一“典”不容易

民法典，就要来了，会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在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看来，民法典“为民事活动提供各种基本准则，为交易活动确立基本的规则依据，为各种民事纠纷的预防和解决提供基本遵循”。称之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实至名归。

谈起民法典，它为什么不是叫“民法”而是叫“民法典”呢？

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法典”？有学者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像《汉谟拉比法典》《狄奥多西法典》之类的古代法典，尽管名称中带有“法典”二字，但并不是真正的“法典”，其实质上是关于各科法律、命令甚至是权威学说的系统汇编。法典，是指18世纪以来对法律予以分科之后对某一法律学科进行系统编制而形成的有国家强制力的书面文件。“法典”要求，凡是纳入的规则，在组合和搭配上具有逻辑性、体系性。可见，能真正叫“典”并非易事。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符合“典”的要求，被视为近代法典范本之一。

那我国民法典是不是真正的“法典”？这要从“编纂”二字上找答案。编纂是在总结现行立法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制度完善、设计和创新。王利明形象地比喻：“编纂民法典是在已经支起来的房屋骨架上盖房屋。”编纂民法典，既要“编”又要“纂”。“编”就是要将现有的物权、合同等民事法律和制度进行系统整理、统合。对已制定的合同法、物权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等民事法律进行科学化、体系化的整理。“纂”就是要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确立新的制度。例如，人格权编就是重新起草、编写的。这样看来，我国民法典具备“法典”特征，不愧于“法典”本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院长、民法典立法参与专家龙卫球认为，“我国民法典从体系到制度再到每个具体条文，千锤百炼，逻辑严密，规范清晰。从法律形式上说，立法表达形式至臻成熟，达到了科学系统化的较高水平，显示出极高的成熟度和稳定性。”

为何分七编

我国此次编纂的民法典(草案)共七编，采取了总则加分编的结构，依次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以及附则，共1260条。

为什么如此编排？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介绍：“我国民法典采用的是德国潘德克顿式的做法，编纂体例分成总则和分则，总则规定的是一般性规定，分则规定的是各个民事法律关系当中的具体规定。德国民法典由总则编和债编、物权编、亲属编和继承编组成，这种做法就叫五编制的民法典，我们原则上也是用这样一个方法，但比德国民法典多出人格权编和侵权责任编。”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民法典分编包含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等，达成了广泛共识。在讨论中，有专家建议在此基础上增加人格权编、知识产权编、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编。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是否纳入民法典各分编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内容具有基础性，是民事法律制度的基本规则；二是内容具有普遍性，是社会生活普遍适用的通用规则；三是内容具有稳定性，是经过实践证明切实有效、可以长期适用的惯常规则；四是内容具有平等自愿性，是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依法可采用、可约定的规则。对于涉及特定群体、领域的内容，原则上由民事特别法规定；对于民法典各分编的规定难以涵盖和替代的内容，不宜纳入；对于那些还处于发展变化中、经验还不成熟、拿不准的内容，暂不纳入。

有了科学的原则标准，哪些内容能入编就可以严格研究论证了。人格权关系到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民事主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保护人格权、维护人格尊严，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近年来加强人格权保护的呼声和期待较多。综合考虑各方面意见，总结我国现有人格权法律规范的实践经验，在民法典中增加人格权编是较为妥当、可取的。而设立知识产权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民法典不宜设立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编。于是，民法典最终采取七编制，这也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体现。

在杨立新看来，“我国民法典之所以比德国民法典多出两编，采用七编制，是因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在这两个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可以人格权单独规定一编，侵权责任单独规定一编。这也刚好是我们的中国特色。”

贡献民事立法的中国智慧

民法典以“民”为名，自然要立足中国、面向中国，解决中国人民自己的问题，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而这七编制的中国特色，突破了传统大陆法系体系的安排，是我国民法典体系的重大创新，在世界民事立法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这其中，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我国民法典最重要的创新之一和最大亮点，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民法典中都没有独立成编的人格权制度。人格权独立成编是全面保护人格权的需要，弥补了传统大陆法系“重物轻人”的体系缺陷，强化了对人格尊严的维护，也回应了人格权保护在网络信息时代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解决了实践中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

除编纂体例的创新外，民法典的许多具体规定也彰显了中国智慧。比如，强化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侵权责任，侵权责任编草案的重大修改就是增加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贯彻了生态文明理念和绿色原则。

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张鸣起介绍，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广大专家学者、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建言献策。参与面之广，举办的各类座谈会、研讨会、论坛之多，收到的修改建议内容之丰富，为我国立法史上所罕见。在民法典草案的审议过程中，立法机关通过召开不同形式的座谈会、论证会，在互联网上公开征询意见等多种方式，多次听取收集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反复斟酌和修改草案，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努力使民法典成为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轶对中国法治的未来充满希望，“我们现在正处在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转型的重要时期，新冠肺炎疫情及其防控，好多事情都是在信息技术的背景下去解决的，让世界更深切地感受到信息文明的重要性。我们应借助民法典的编纂，让中华民族再次回到人类法律文明的最前沿”。

如何构建我国的民法体系？（请简短回答要点）

应当以法律关系的要素作为构建民法典体系的基本思路尽管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德国的模式，但我认为应当借鉴德国模式，采取法律关系的要素来构建我国民法典体系。潘德克顿学派的一个伟大的贡献在于，以法律关系的要素作为构建民法典总则体系的骨架，“德意志编别法创设总则编之一举，意义甚为重大，当时德国法律学者皆认为：对各种法律关系共同事项，另有谋设一般的共同规定之必要。 ”(注：陈棋炎：《亲属、继承法基本问题》，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3页。)也就是说，潘德克顿学派将整个法律关系的理论运用到法典里面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民法典的体系结构。具体来说，在总则中确立主体、行为、客体制度，然后在分则中确立法律关系的内容，该内容主要是民事权利，具体包括债权、物权、亲属、继承权利，当总则中确立主体、行为、客体与分则中的权利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关系，例如总则中的主体、行为、客体与物权制度结合在一起，就构成完整的物权法律关系。由于法律关系的各种要素都已具备从而形成完整的法律关系，这种构架模式体现了潘德克顿体系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如果我们要采纳潘德克顿制定民法典体系的基本思路，那么总则按照法律关系的要素来构建，至少需要规定以下内容：第一，主体制度。主体是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自然人或法人，民事主体制度是独立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等说必备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规定，是商品关系的当事人在法律上的反映。民事主体主要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合伙等。第二，客体，客体是民事权利和义务指向的对象。根据概念法学的体系思想，应将作为法律规定的客体的构成要件分离出若干要素，并将这些要素一般化，形成类别概念，并借着不同层次的类型化，形成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并因此构成体系。(注：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356页。)总则中规定客体制度的主要理由是：我国民法总论已经在总则中抽象出来了法律行为的概念，对于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的客体是应该也可以抽象出来的。建立抽象的客体概念，可以涵盖未来发展出来的客体。因为客体本身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形财产权利在迅速扩张，近来有学者认为，像养老金、就业机会、营业执照、补贴、政治特许权利等都属于财产权范畴。(注：Lawrence M.Friedman,The Law of The Living,The Law of The Dead:Property,Succession,and Society,1996 Wis.L.Rev.340.)因此，权利客体一词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这就需要使客体概念的包容性更强。第三，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又称法律行为，它是指民事主体旨在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以意思表示为内容的行为。作为民法总则中的一般规定，民事法律制度及其相关理论在现代民法学说中居于重要地位；尽管在我国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也不承认婚姻为契约行为，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仍然是十分广泛的。这一制度作为观念的抽象，不仅统辖了合同法、遗嘱法和收养法等具体的设权行为规则，形成了民法中不同于法定主义体系的独特法律调整制度，它不仅可以对现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行为进行调整，而且能够涵盖许多新的交易形式，并对其进行规范；而且又以完备系统的理论形态概括了民法中一系列精致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学说中令人瞩目的独立领域。(注：参见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四，民事责任。民事责任是不履行民事义务的结果，也是对不履行义务行为的一种制裁。关于总则中是否应当规定民事责任制度的问题，曾经在学界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有学者建议，我国《民法通则》单设民事责任制度，因此总则中应当规定民事责任制度。我认为，总则不可能对民事责任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全面的规定，因为无论是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都不属于总则的内容，而是分则的内容。尽管总则中不应当规定“民事责任”的具体规则，但总则规定民事责任的一般概念和原则是必要的，因为一方面，总则中规定一般民事责任的概念确定了民事责任的特殊性，因为民事责任的概念只有在总则中规定才合适的，在总则外的其他任何部分都不宜对此作出规定。另一方面，总则在规定了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以及简单列举了各种民事权利之后，再规定民事责任，也是顺理成章的。由于侵权行为将独立成编，因此总则中应当有相应的制度与分则中的制度相适应。另外，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存在着一些共性，例如关于归责原则、免责条件、刑事附带民事、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责任形式等。这些应当在总则中设置一般规定。人格权、亲属权、继承权、物权、债权，是现代社会所普遍认可的一些基本的民事权利，是民事主体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交往所必备的权利，而且其内涵都已经比较成熟，因此，有必要通过民法典而非一些单行法来确认。分则的权利体系应当以已经发展成熟、并且已经为社会生活广泛接受或迫切需要的权利为基础来构建，当然也应当为未来新的权利成长提供足够的法律空间。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民事权利如何进行排列，从而合乎民法典体系的逻辑性。我认为，确立这一体系，应当着眼于以下思路：首先应当强调人格权应当优先于财产权的基本理念，因此，人格权应当置于民事权利之首。人格尊严、人身价值和人格完整，应该置于比财产权更重要的位置，它们是最高的法益。因为一方面，现代民法要充分体现人本主义得精神，强调对个人的终极关怀，因此应当将就个人利益而言更为重要的人身利益置于财产利益之前，优先保护。另一方面，财产权与人格权相比较，毕竟不如人格权那样对个人更为重要。试想如果生命、健康、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所谓“万贯家财” 又有何用?还应当看到，人格权财产是个人的，但人身安全、人的尊严等涉及社会利益。这正如美国侵权法重述第85节认为，“人类生命和肢体的价值不仅属于他个人，而且属于整个社会。因此其价值高于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在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草案之中，将物权法置于民法典分则中的各编之首，这主要考虑到民法通则第五章“ 民事权利”中的体系，在该章中首先规定了物权的内容，因此立法机关最终将物权放在分则中的各编之首，我认为这种体例虽然不无根据，但从理论上说仍然值得商榷。毕竟物权与人格权相比，人格权更为重要。其次，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权利优先于一般财产权。因此，有关亲属权、继承权也应当优先于物权债权等财产权。有关婚姻家庭的规定与人格权同属于人身关系的范畴，两者具有更密切的联系，所以将其置于人格权之后、财产权之前有一定的道理。第三，关于物权与债权的关系，民法典草案将物权置于债权之前是比较科学的，毕竟物权是产生债权的前提，只有在产权明确的情形之下才能发生交易关系。第四，关于债权的概念，我国民法典草案未设立独立的债权总则，有关债的概念和合同之外的几种债的形式(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是在总则中的民事权利一章中规定的。我认为，在侵权行为法独立之后，尤其在我国合同法总则已经非常充实和完备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再规定与合同法总则大量重复的债法总则。但从民法典体系构建考虑，物权是与债权相对应的概念，物权法已经独立成编，债权法也应当独立成编，债权制度的确立，使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缔约过失等债的形式在民法中找到了其应有的位置，并且为这些关系确立了适用的规则。设计债法总则还是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它可以使民法典的条文更为简约。现实中的各种债都是具体的，通过归纳其共同事项，将具有共性的部分规定在债法总则中，可以起到一种立法经济与俭省的作用。当然，有关债权的总则应当尽量简化，可以考虑对合同法总则中没有规定的内容作一些补充性的规定。按照这样一个逻辑顺序，民法典的分则体系应当为人格权、亲属法、继承法、物权、债权总则、合同法的一般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