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制度（辩护制度名词解释）

古罗马诉讼制度之辩护制度

刑事辩护制度作为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要追溯到古罗马时期。该制度扎根于“尊重人的尊严”这一思想，强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判决有罪之前，被推定为无罪，而享有辩护权及其他诉讼权利，可以委托律师或其他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程序，通过充分行使辩护权，与追诉机关进行平等对抗，以维护其合法权益。该制度对于完整诉讼结构形态的构成，对于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程序正义的实现，诉讼效率的提高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刑事辩护制度 辩护权 律师辩护

引言

刑事辩护制度源起西方社会，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一宪法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与保障，它是现代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是一国刑事诉讼程序民主化与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1.刑事辩护制度的历史沿革

1.1外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历史沿革

1.1.1古罗马的萌芽阶段

在公元前4—6世纪的罗马奴隶制共和国时期，由于交通便利和民主共和等自然因素与政治因素的影响，简单商品经济十分繁荣，贸易往来频繁，贸易程式繁杂，加之罗马法律纷杂琐碎为一般人所不熟悉，因此“代理人”、“代言人”在罗马共和国开始出现并逐渐发展。随着法律的演进，职业法学家兴起，辩护制度逐渐为法律所承认。《十二铜表法》正式规定了法庭上辩护人进行辩护的条文。在罗马帝国末期又允许刑事案件的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均可自己延请懂法律的人为辩护人在法庭上开展辩论。由于古罗马法学的发达，辩护人多为熟谙法律者甚至法学家，这就大大促进了古罗马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使古罗马成为当时世界上刑事辩护最发达的国家。

1.1.2中世纪的压制阶段

在中世纪的欧洲，因基督教权威的恶性膨胀，使得世俗统治之外存在着一个平行甚至高于它的神权统治。由于早期基督教的不宽容和独断，设立了宗教裁判所惩治异端，并实行“神罚”。在裁判所中虽容许被告人辩护，但其辩护已沦为对审判官的有罪或罪重观点的补遗，而非依事实和法律予以驳击，因此在裁判所中的辩护是徒有虚名的。而且在中世纪欧洲世俗政权方面，刑事诉讼中奉行纠问式诉讼模式，在本质上蔑视人的基本权利，几乎剥夺被告人的所有权利，将其置于诉讼客体和司法处置对象的地位。因此，刑事被告人在中世纪的欧洲没有真正的辩护权，即使在某些情况下有，也因为法官的预断而难以发挥作用。

1.1.3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发展阶段

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一批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如英国的李尔本、洛克，法国的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提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响亮革命口号，在诉讼中他们主张用辩论式诉讼模式取代纠问式模式，赋予被告人辩护权，在审判中实现辩护原则。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在立法中肯定了刑事诉讼的辩论原则，赋予了刑事被告人自己辩护和延请他人辩护的权利。英国1679的《人身保护法》首先肯定了被告人的辩护权。该法明确规定了诉讼中的辩论原则，承认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从而确定了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1808年拿破仑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典》对辩论作了更为详尽、周密的规定，使刑事辩护系统化、规范化起来。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民主进程的推进，西方的辩护制度不断发展趋于完备。

1.2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历史沿革

1.2.1建国前阶段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刑事诉讼基本上是没有刑事辩护制度的，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辩护制度是清末从西方引进和移植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最早立法规定是1906年清朝制定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其中规定了律师参与诉讼的内容，赋予当事人聘请律师辩护的权利。关于律师制度的单行规定是从民国政府制定的《律师暂行章程》和《律师登录暂行章程》开始出现的。两个单行律师立法的出现，是我国律师制度的开端。尔后国民党1928年和1941年分别制定和颁行了《律师章程》和《律师法》。总的来看，旧中国的辩护制度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在刑事诉讼中贯彻落实，且受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影响，带上了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

1.2.2建国后近30年的曲折发展

新中国的辩护制度是在对旧中国辩护制度进行扬弃的过程中逐步建立、逐步发展起来的。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发布《关于取缔黑律师及讼棍事件的通报》，明令取缔国民政府时期的律师组织和律师活动，因此在1949—1954年间，律师制度基本上是被否定的。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同年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具体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从立法上对辩护制度予以肯定，我国新的律师制度才得以真正建立。195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导致原本并不健全的辩护制度在这一时期奄奄一息。十年文革时期，公检法被砸烂，辩护制度更是在群众运动的闹声中彻底销声匿迹。

1.2.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恢复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的推进，我国辩护制度开始恢复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1978年宪法重新确立了我国法制中的刑事辩护制度。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我国的辩护制度，确立了辩护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地位，并对辩护作出了专章规定。其后又通过大量司法解释、批复、通知等文件进一步明确和具体化，增强了辩护的可操作性。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亦从此日趋成熟。199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总结刑事诉讼的实践经验对原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其中对辩护制度作出了重大变革，进一步扩大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提前辩护人和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明确了辩护人的诉讼资格，扩大了指定辩护的范围，扩大了律师和其他辩护人的诉讼权利。此外，立法机关还制定或修订了一系列有关辩护制度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获得了自新中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

2.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

2.1刑事辩护制度

2.1.1刑事辩护、辩护权、辩护制度

刑事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针对控诉一方的指控而进行的论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罪责的反驳和辩解，以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诉讼行为。其实质是给刑事被追诉者一个为自己说话的机会，使之能够以主体身份对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富有意义的”、“有效的”参与。通过刑事辩护，行使辩护权对法官的最后裁判的形成发挥有利于自己的影响和作用。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依法享有的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侦查和控诉进行防御的诉讼权利。它是针对有攻击性的指控而进行的，是被追诉者最基本、最核心的诉讼权利。它是刑事辩护制度得以产生形成的基础，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就不可能有刑事辩护制度。刑事辩护制度是法律确定的关于辩护权、辩护种类、辩护方式、辩护人的范围、辩护人的责任、辩护人的权利与义务等一系列规则的总称。辩护制度是辩护权的保障，各种辩护制度都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正确行使辩护权而设立。

2.1.2刑事辩护制度的基本内容

刑事辩护制度一般包括下列基本内容：

第一、辩护权。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最基础、最核心的诉讼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一般包含：（1）陈述权。当对被告人进行讯问时，给予其陈述和辩解的机会。（2）诘问权。刑事被告人享有的在庭审时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的权利。（3）调查证据申请权。刑事被告人可以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并申请法院传唤证人、鉴定人还有权请求与其他被告对质。（4）辩论权。刑事被告人享有的就事实和法律进行辩论，就证据的证明力和程序问题进行辩论的权利。（5）选任辩护人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选任辩护人为自己提供法律帮助，进行辩护。（6）救济权。刑事被告人不服法院的判决或裁定，有权获得救济。（7）回避申请权。为了避免有回避原因的司法人员不回避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而赋予被告人回避申请权，以资补救。

第二、辩护的种类和方式。刑事辩护一般分为自行辩护、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所谓自行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为自己进行的辩护。这种辩护贯穿于刑事诉讼整个过程，无论是在侦查阶段还是在审判阶段，被告人都可以为自己辩护，自行辩护是十分有效并被频繁使用的辩护方式。委托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与法律允许的人签订委托合同，由他人为自己作辩护。这里的他人可以是律师，也可以是其他公民。委托辩护相对于自行辩护而言更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因此成为现代刑事诉讼中最为主要的一种辩护方式。指定辩护是指遇有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的，法院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为其辩护。

第三、辩护人及辩护人的范围。在刑事诉讼中，辩护权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行使以外，还可以由其他人协助行使，即辩护人行使。辩护人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或法院指定，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诉讼参与人。辩护人制度的设立弥补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能力的缺陷；弥补了国家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的不足；促进了诉讼公正的实现，并在社会中发挥着示范功能，促进法制宣传教育。在我国辩护人的范围较广泛：律师、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都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但是正在被执行刑罚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除外。

第四、辩护人的责任。辩护人应该承担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责任。

第五、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为保证辩护人能充分执行辩护职能，履行辩护职责，法律赋予辩护人一系列诉讼权利。主要包括：独立辩护权、阅卷权、会见通信权、调查取证权、司法文书获取权、获得通知权、质询权、辩论权、控告权、拒绝权及其他权利。辩护人在享有上诉诉讼权利的同时需要承担下列诉讼义务：恪守职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义务；保密义务；正当执业的义务；遵守法庭规则的义务；律师的法律援助等义务。

2.2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

2.2.1程序主体性理论

程序主体性理论的生成与发展基于“尊重人的尊严”这一思想，强调把人自身作为一种独立、自治的目的，而非被他人乃至社会用来实现某种外在目标的手段，强调其具有人格尊严，并在与他人交往中具有人格上的平等性和独立性。 [1]该理论为被追诉者享有辩护权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说明。首先，它强调被追诉人也是有尊严的个体，其尊严应当得到尊重。正如康德所认为的人性里有天生的尊严，每个人是独立的，任何人都无权把别人当作达到主观目的的手段，每个人总是把自己当作目的。 [2]任何法律权力的行使也不能使受影响的人丧失了自我尊重的人格。 [3] 即使在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也不能被当作客体予以对待，而是有尊严的主体。正如黑格尔所言 “不是把犯罪者看作单纯的客体，即司法的奴隶，而是把罪犯提高到一个自由的、自我决定的人的地位。” [4]其次，程序主体性理论说明了主体间地位的平等性。不管是国家机关还是公民个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权利义务平等，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超越法律之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或机关。

正如贝卡利亚和孟德斯鸠所言，司法机关和被告人是平等的。当然，这种平等只限于程序上的平等，而且只有在诉讼程序中才能取得这种平等。程序平等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可以互相交涉、辩论和说服，程序参与各方都可以对程序的结果施加相当的影响。被告人的辩护权是体现其与司法机关享有平等地位的最重要的方面。最后程序主体性理论还揭示了主体本身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一致性。这是主体间地位平等性的必然结果。因为一定诉讼主体的权利必然以其他诉讼主体承担义务为条件。所以，如果某一主体的权利义务不一致，就会造成主体间地位的不平等。由于司法机关包括拥有中立地位的法院在本质上都是针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而进行诉讼活动的，拥有起诉、审判的权利，相应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应当拥有辩护的权利。

由此可见，辩护权的存在是被指控人被视为程序主体的最低要求，允许辩护人协助被指控人行使辩护权则是为了巩固其程序主体地位。辩护制度的建立实为程序主体性理论的具体体现与要求。

2.2.1无罪推定原则

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另一理论基础即“无罪推定原则”。最早在理论上提出无罪推定原则的是意大利的贝卡利亚。他认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5]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实质即刑事被追诉者在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判决有罪之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之人。对之应作以下理解：第一、被告人的罪行须经依法证明才能确定。因此在证明责任的分担上由追诉方承担举证责任，被追诉者本身没有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如果追诉方提不出足够的证据，被告人就会因为未被证实有罪而成为（在法律上）无罪的人，无论他事实上是否实施犯罪行为。第二、只有根据法院做出的生效有罪裁判，才能对被告人定罪量刑，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是只有专属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法院才有权代表国家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做出裁判，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对被告人定罪科刑；二是法院的有罪裁判必须经过合法正当的法律程序做出。第三、基于无罪推定原则，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应享有必要的程序保障或辩护权利。这虽然不是无罪推定原则本身的内容，但却是它的必然要求与体现。

由此看来，被追诉人拥有辩护权是其享有无罪推定待遇的必然要求和结果。该原则为被指控人享有辩护权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并保障其辩护权的真正实现。

2.2.3对立统一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它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内部都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又相互排斥的方面，这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它们的斗争和统一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发展，要求采取矛盾分析的方法，全面地、科学地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刑事诉讼首先要查明案件事实，从这个角度说，也属于一种认识活动，同样需要对立统一规律的指导。在刑事诉讼中要达到真理性的认识，就必须在对立双方的矛盾运动——控辩对抗的过程中求得实现。因此，赋予被指控人辩护权，创立刑事辩护制度就是维系这种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陈光中在《刑事诉讼法学》中指出“这种矛盾的运动促进案情的查证核实工作，并将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下达到统一。对于人民法院，此种分歧与矛盾有助于其防止‘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的片面性错误，使之做到兼听则明，保障对案件的正确处理”。 [6]可见，刑事辩护制度就是靠对立的双方在陈述本方观点和依据，批驳对方观点和依据的基础上，把案件事实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在裁判人员面前，从而使裁判者作出正确的结论。

我国学者季卫东更是在对立统一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对立面设置的程序意义。他说“程序参加者如果完全缺乏立场上的对立性和竞争性，就会使讨论变得迟钝，问题的不同无法充分反映，从而影响决定的全面性、正确性。而且，对立面竞争的活动意味着不同的目标追求，这种竞争机制也会强化程序参加者的动机，促进程序的改善。不言而喻，这样一种矛盾的制度化并不意味着对抗的普遍化。在程序中对立的各方具有统一性，并不排斥协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7]换言之，程序中对立面的设置在建立制度性妥协机制，防止权力专断的同时，也有利于竞争机制的形成，从而使案件真相通过对立双方的相互斗争逐渐显现。正如约翰．密尔所指出的：“在每一个可能有不同意见的题目上，真理都像是摆在一架天秤上，要靠两组相冲突的理由来较量……总之，对于所有足以转变比重，足以决定一个全面理解者的判断的那部分真理，他们都是陌生的，而要真正知道那部分真理，只有兼顾双方，无所偏重，并力图从最强的光亮下来观察对方的理由的人们才能做到。” [8]刑事辩护制度的目的就在于促进刑事诉讼中矛盾运动的制度化，从而有利于案件真相的发现，有利于提高法律适用的准确性。

2.3刑事辩护制度的诉讼价值

2.3.1刑事辩护制度与实体正义的实现

刑事辩护制度对于发现真实，实现实体正义发挥着积极作用。首先从收集证据的过程看，刑事辩护制度的作用表现在：第一、增强收集证据的全面性。尽管法律要求追诉机关对有利于和不利于被指控人的证据一并予以收集，但由于追诉机关在追诉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承担的诉讼职能所决定，他更多的关注指控的成功，而偏向于对被指控人有罪证据的收集。被告方从防范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可以自行收集一些对自己有用的证据，另一方面，也可提供一定的线索，引起追诉机关对案件疑点的注意，补充收集有利于被指控人的证据。第二、保障收集证据真实性。在调查、起诉阶段，辩护人介入诉讼，可对追诉机关收集证据的活动起到监督作用。如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可防止追诉机关采用刑讯、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保障犯罪嫌疑人供述自愿性，而这种自愿性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供述的真实性、可靠性。其次，从法官审查判断证据过程看，刑事辩护制度的意义在于：第一、有利于客观真相的揭示。在庭审中，为了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及被告人的罪责，检察官提出和展现证据。同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则提出反证，进行对质。在此过程中，随着证据逐渐增加，证据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明朗，需要被弄清的事实本身也呈现出一种渐渐上升的清晰性与明确性。第二、有利于抑制法官的片面性和随意性。现代证据制度给法官自由地评价证据和认定事实的空间。法官在公开场合，直接听取控辩双方的辩论，有利于形成正确的内心确信。同时，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对证据进行质疑、检验。这样，证据积累到何种状态，通过证据而形成的待证事实的明白性、清晰性达到了何种程度都可以为控辩双方了解和认识，从而大大增强了事实认定的透明度和公开性。这样，有利于防止法官的认识出现片面性和随意性而背离客观真实。

但是刑事辩护制度以维护被指控人的合法利益为立足点，被指控人及其辩护人在诉讼过程中的直接目标指向获得有利于自己的裁判，他们感兴趣的往往是获胜而非揭示真实。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仑．德肖薇茨指出“‘胜利’是大部分刑事诉讼的当事人的唯一目的，就像职业运动员一样。刑事被告还有他们的律师，当然不需要什么正义；他们要的是开释或尽可能短的刑期。” [9]因此，刑事辩护制度可能存在妨碍实体真实发现的消极作用。从侦查阶段看，追诉机关为了查清谁是犯罪嫌疑人及其主要犯罪事实，以便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而被赋予较大自主权。如他们可以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可以采取搜查、扣押等侦查手段。此时若辩护人介入并赋予其与侦查机关对等权利，就可能使侦查活动难以正常展开，使案件事实无法查清。再者，如果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允许辩护人在场，会大大减轻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压力，不利于真正有罪的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案情。此外，犯罪嫌疑人还可能利用与辩护人之间的往来进行串通、销毁有关证据。

因此，被指控人的辩护权若过分扩张，则会构成追诉机关查明案件真相的一种障碍而影响对犯罪的有效追究。从审判阶段看，被告方辩护权的充分行使也并非只具有协助法官弄清案件真相的积极作用。艾伦．德肖薇茨指出：“被告辩护律师，特别是在为确实有罪的被告辩护时，他的工作就是用一切合法手段来隐瞒‘全部事实’。对被告辩护律师来说，如果证据是用非法手段取得的，或该证据带有偏见，损害委托人的利益，那么他不仅应当反对而且必须反对法庭认可该证据，尽管该证据是完全真实的。” [10]在刑事审判中，被告为了胜诉可能重塑证据并使用辩护技巧来阻碍案件真相的揭露，从而使真正有罪的被告人逃脱法律制裁。

刑事诉讼的理想结果是在发现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做到不枉不纵，使有罪者受到定罪和适当的处罚，使无辜者免受追究并尽快洗清嫌疑。刑事辩护制度就像一把双刃剑，从有利于被指控人的角度出发，它在发现有利于被指控人的事实真相，特别是确保有罪判决的可靠性，防止罪及无辜方面，有着积极作用。然而，对于揭露不利于被指控人的事实真相，打击犯罪而言，有时可能起到妨碍作用。

2.3.2刑事辩护制度与程序正义之实现

司法正义包括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司法正义——不管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是其他任何种类的，都不仅仅是目的，而且还是一种程序；为了使这一程序公正地实行，所有被指控犯罪的人都必须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11]程序正义要求诉讼手段、诉讼方式具有正当性，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受到公平的对待。在刑事司法中，对于实现程序正义而言，刑事辩护制度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制度。它在实现程序正义中的作用突出表现为：第一、有助于刑事诉讼中形成合理的诉讼结构。控、辩、审三种诉讼职能的分离，裁判者中立，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基本格局，也是刑事司法体现程序正义的重要方面。刑事辩护制度的建立，是诉讼过程中被告方与控诉方拥有平等地位的基础，也是审判者相对中立的重要条件。

第二、它使被指控人能积极参与诉讼过程。被指控人是刑事诉讼的中心人物，如何对待被指控人是诉讼程序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志。公正的诉讼程序应当确保被指控人的合法权益受到尊重，应尽可能阻止对受错误追诉的被指控人定罪。刑事辩护制度的建立使被指控人有机会反对控诉方的指控，并可对证据提出质疑并申诉自己一方的理由。被指控人对诉讼过程的积极参与，使其享有部分的程序控制权从而能够富有成效地影响诉讼结局，真正成为诉讼的主体，而非司法官吏任意摆布的被追诉者和处罚者。辩护制度是被指控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最重要的形式。

第三、它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监督和制约。程序正义的核心内容是对被指控人的个人权利加以保护，而对于国家权力加以制约。控、审分离是国家权力的内部制衡，而刑事辩护制度则是对国家权力的外部制约。刑事辩护制度的存在意味着每个被指控人都可以向政府提出异议，决定一个被指控人是否应被认定有罪，是否应受到惩罚，政府必须提供证据，而被指控人应享有公平的辩护机会，这是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2.3.3刑事辩护制度与诉讼效率之提高

刑事辩护制度的设置对于提高诉讼效率而言有着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从其积极影响看，被指控人辩护权的充分行使，可减少冤假错案发生，这样单位时间内完成的有用工作量就会提高。从其消极影响看，被指控人对辩护权的行使构成刑事追诉活动顺利进行的障碍。如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告知他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在犯罪嫌疑人与律师联系之前，必须中止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妨碍追诉机关对刑事犯罪的有效追究，从而影响办案的效率。一般来说，被指控人的辩护权若过分扩张将会从总体上妨碍诉讼效率的提高。在本质上，刑事司法是国家围绕追究、惩处犯罪者而展开的活动，整个诉讼进程贯穿着国家专门机关和犯罪者之间追究与反追究的斗争。如果过分强调平等对抗，真正的犯罪者必然会利用辩护权抵御法律追究，使本来维护被指控人正当权益的手段变成被指控人庇护罪行、逃避罪责的工具，追究机关也会因手脚受约束，权力有限而难以迅速查清案件真相、查获犯罪者。

3.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3.1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大改革

我国1996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79年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提前了辩护人和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明确了辩护人的数量、资格、扩大了指定辩护的范围，建立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扩大了律师和其他辩护人的诉讼权利。这标志着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开始沿着程序的轨道向科学化、理性化的方向迈进。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大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1关于刑事案件被追诉者的法律称谓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2条对之作了科学的修正。由于在公诉案件的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以及自诉案件自诉人起诉之前，尚无人对进行刑事追究的人予以指控，所以理当称之为“犯罪嫌疑人”而不是被告人。称谓的变化决非修辞技巧，按照世界各国普遍通行的未经审判不得对任何人定罪的现代法治原则，被进行刑事追究的人在被提起公诉或自诉之前的诉讼地位，只能是某一个或数个犯罪的涉嫌者，即犯罪嫌疑人，只有到他被指控于审判机关时，其诉讼地位才变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未经审判或依法判决之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包括哪些内容

法律解析：

会见权方面;《 刑事诉讼法 》 第三十七条 辩护 律师 可以同在押的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 辩护人 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1] 阅卷权;《刑事诉讼法》 第三十八条 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 调查取证权;《刑事诉讼法》 第四十一条 辩护律师经 证人 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 证据 ，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庭审言论豁免权;《律师法》第37条第2款首次明确规定了律师的庭审言论豁免权：“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 代理 、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 目前，我们国家的法律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并且我们最近两年那个法律制度，也是在不断的进行改革，法律也进行了一些修订。但是，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去违反法律，必要的时候要用法律去保护我们的自身权利。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 证据包括： （一）物证； （二）书证； （三）证人证言； （四）被害人陈述；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六）鉴定意见； （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 （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刑事诉讼的辩护制度

刑事辩护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关于刑事辩护的修改完善与发展一直备受关注。2012年刑诉修正案不仅提前了辩护权的适用时间，扩大了法律援助的救助群体范围，还对辩护制度中的会见权、阅卷权等权力性内容、告知义务等义务性内容、申诉控告等救济性内容进行了修改与完善。这不仅是刑事辩护制度的立法进步，亦是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大进步，更是保障人权、彰显正义、发展民主的题中之意。但是，在进步的同时其局限性也很明显。无论是从制度设计的完善程度还是从实践的影响来看，这部新刑诉法框架下的辩护制度仍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

发源于西方国家的刑事辩护制度，现已盛行于世界各国，其孕育和形成意味着一国对刑事司法的精神和意义的思考有了一个新的高度。刑事辩护制度不仅是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而且是司法公正及法律专业化的必然要求，其职能实现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彰显了一国刑事法治的发展水平。伴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进步，刑事辩护早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中一项重要的法律职能。但由于诸多现实和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立法和司法实践一直存在相当突出的问题。其不完善性，导致了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难免不遇到新问题、新困难。不过，我国一直走在不断完善律师辩护制度的道路上，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新《刑事诉讼法》，并已于 2013年1 月1 日正式实施。此次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辩护制度的相关规定与新《律师法》进行有效的对接，基本上解决了法律适用冲突的问题。但是，立法的完善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也需要在实务层面进行进一步探析。以下，我们主要从新刑诉修改的关于律师辩护制度的内容来研究讨论。

一、新刑诉中对律师辩护制度的改革

（一）辩护律师的介入权时间提前

1996 年《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此条规定将辩护制度排除在侦查程序之外。侦查阶段中，犯罪嫌疑人既无沉默权，也无律师帮助，在面对侦查机关不断讯问的极大压力以及极有可能出现的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作出对己不利的有罪供述。在最应赋予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阶段却剥夺了这一权利，错失人权保障的最佳时机。而新刑诉中将此条修改为：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这一修改使得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的身份参与诉讼，能从客观上对侦查活动形成有效的外部监督和制约，能促使侦查机关全面收集证据，防止主观片面，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非法关押、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等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发生，促使案件达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理想状态。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得到强化

刑诉援助制度是为了保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设立的，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护基本人权不可替代的重要手段。此次刑诉修正案切合这一理念，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其一，法律援助的适用阶段由审判提前至侦查、起诉阶段，这一修改使得辩护制度的时间整体提前；其二，法律援助适用对象得以扩大。修正案第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以上两条规定扩充了刑事辩护制度的惠及对象，使得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受到国家的司法资源，充分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精神内涵，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推动了我国法治文明的进步。

此外，此次刑诉修正案还明确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一样，皆有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和责任。这条明确了公安机关的通知义务，为保障更多人的辩护权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

（三）辩护制度的内容得到完善

1、自主会见权

实务办案中，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受到诸多限制，很多地方的侦查机关要求律师会见须预先提出申请，报侦查机关审批，而侦查机关对于会见则会持消极态度，办案人员在实践中将“安排”实际上变为“批准”，律师和犯罪嫌疑人也无法正常的交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会见时间和会见方式提供了保障。在时间上，修正案规定了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在方式上，此次刑诉修正案吸收了律师法中关于律师凭借三证即可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以及会见时不被监听的规定，并且取消了关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中律师会见需要批准的规定，而是将“涉及国家秘密案件”明确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案件、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三类，避免了以往由于“涉及国家秘密案件”含义不明而出现的侵犯会见权的情况。

新刑诉中对律师的自主会见权的确定保证了律师以及犯罪嫌疑人双方会见的及时、畅通，使得犯罪嫌疑人能够充分、有效地行使辩护权，进而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辩护律师的无障碍会见也是刑事辩护国际标准的要求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普遍做法。

2、阅卷权

阅卷权是辩护律师的一项重要权利，只有辩护律师充分的行使阅卷权，才能对案情进行全面了解，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辩护。1996年的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查阅、摘抄、复制的范围仅限于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这些都是公诉机关提供的，而不是案件最原始的材料，这从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辩护人对案件的全面了解和掌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能够查阅、摘抄、复制的范围增大到本案所有的案卷材料。阅卷范围的扩大能保障辩护律师更详细的分析、解读案情，并能够更好地行使辩护权，有效维护犯罪嫌疑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

3、调查取证权

虽然新刑诉法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没有明确变化，但是体系地审视新刑诉法，不难推导出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亦提前到了侦查阶段 。根据修改后第33条的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不再只是“提供法律帮助的人”，而是“辩护人”，那么作为辩护人，当然有权享有调查取证权。此外，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 40 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这一条进一步说明了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就享有调查取证权。

二、新刑诉中关于辩护制度出现的问题

新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了重大改革，这些改革对于加强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性、科学性，提高辩护质量，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无疑将起着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新刑诉法对辩护权的某些规定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关于辩护制度的法律用语具体含义不明确

新刑事诉讼法中虽然对某些条款作了修改完善，但是仍然存在含义不明确所导致的实施困难的情况，需要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以下从几个地方来说明：

第一，阅卷权。新《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了辩护律师的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权利，但是没有细化“案卷材料”的内涵和外延，这里所指的材料是否包括了全部的案卷材料，不仅包括指控犯罪的证据材料，而且包括证明嫌疑人无罪、罪轻的证据材料。在侦查机关侦查措施与手段日益完备的形势下，几乎在所有刑事案件中绝大多数证据都被侦查机关搜集并固定起来。即使是那些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也往往被侦查机关搜集和掌握。假如侦查机关将这些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不编入证据卷宗之中，又假如检察机关在移送起诉时将这些证据抽出而不移交至法院，那么辩护律师就根本无法查阅到这些证据，而这将对辩护律师的有效辩护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明确案卷材料的具体范围在司法实践中是很重要的，这极大的关系到律师辩护权的行使和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诉讼权利的保障。

第二，会见时不被监听权。为进一步保障辩护律师会见权，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四款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一规定也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不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

但是，对于“不被监听”的解读，意见不尽一致。有论者认为“不被监听”仅指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对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谈话进行监听。而有的学者认为“不被监听”既包括不得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监听，也包括侦查人员不得在场 。首先，新刑诉法删除了原刑诉法第九十六条 “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换言之，取消了侦查机关派员在场的权力。其次，将“不被监听”仅限于不得通过技术手段监听谈话的解读不符合这一规定的立法精神。因为规定“不被监听”是为了保障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的单独性和秘密性，有利于他们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有利于排除外来因素对他们会见的干扰。如果对会见不允许监听却可以派员在场，那么“不被监听”又有何意义？

为了保证此项规定得到切实执行，相关司法解释除了要明确“不被监听”的含义外，还要明确规定违反“不被监听”规定的消极性后果，即以监听方式获得的证据材料应当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依法予以排除。

（二）刑事辩护制度实施性、惩罚性、救济性条款过少

我国很多法律条文都属于制定出大体方向，却没有规定具体实施性内容，这就使得大部分法律很难完全依靠立法机关的力量加以实施，而不得不依赖于大量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以及司法机关的内部文件规定进行具体的实施，而在实施过程，有些立法规定甚至出现被修改、被架空的境况 。

这次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也有同样的问题。在法条中关于辩护制度问题集中在解决刑事法律援助、会见权、阅卷权及申请调查权等关键性问题，但是对于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的相关权利却均以“权利宣告”的方式被赋予，而没有一系列具体的实施性条款加以保障，使得在法条中所宣称的比较抽象、概括的制度无法通过可操作的规则加以实现。同样，关于惩罚性条款和救济性条款，新《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也严重缺失。假如不建立任何惩罚性条款，那么授权性规范就将因为没有对侵权行为的制裁性后果而变得难以实施，赋予的相关权利也难以实现；如果缺乏对于侵犯辩护律师的辩护权实施救济的途径，将会使权利无法得到真正的贯彻与落实。因此，为了新刑诉法能够得到更好的实施和适用，应注意将法律条文内容具体化，并且注意保障措施的施行。

三、完善辩护制度的建议

首先，将部分法律条文用语的含义明确化。

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许多关于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以及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但是，因为某些法律用语的含义有混淆性，界限不明确，导致实务上对法律条文得不到良好的实施，权力得不到良好的保障。因此，在以后的立法修改或者法律解释中，应将法律条文的含义具体化，明确化，以期达到刑事诉讼相关法律在实践中发挥更好的实施效果。

其次，制定和完善刑事辩护律师权利的实施性、惩罚性和救济性条款。

“任何带有一定超前性的制度安排都不可能自动地得到实现，而必须有一系列具体的实施条款加以保障，使得这些抽象、概括的制度能通过可操作性的规则加以实现。 ”以阅卷权为例，新《刑事诉讼法》可以制定明确的实施性条款，如律师查阅、摘抄、复制的案卷材料的范围和具体方式；又如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批准律师阅卷申请的时间； 检察机关如果不批准律师阅卷，律师向法院申请阅卷的时间等。相对于实施性条款而言，在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惩罚、救济性条款是为了更好地保障立法赋予辩护律师的相关权利，并使之在实务中得以贯彻与落实。如对看守所、侦查机关无正当理由拒绝批准律师会见的行为，对于检察机关拒绝律师阅卷的行为等，在新《刑事诉讼法》应确立某种形式的追究责任的条款。而对于上述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违反法定程序，侵犯辩护律师的程序辩护权利时，可以通过建立程序性制裁制度使得受到程序性违法之直接影响的证据、公诉、裁判以及其他的诉讼行为失去法律效果，以此使辩护权利受到侵犯的律师获得权利救济的有效途径 。

总之，刑事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刑事诉讼的进化历史也可以说是刑事辩护制度不断加强与完善的历史。从历史上看，从奴隶社会的弹劾式诉讼模式到封建制社会的纠问式诉讼模式，再到近现代社会的控辩式诉讼模式，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历程 。发展至今，新《刑事诉讼法》在立法上充分彰显了人权保障、程序正义以及控辩平衡等现代司法理念，与新《律师法》有效地衔接，使得辩护律师在阅卷、会见等方面的诉讼权利实现了对接，同时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受益对象和范围，使得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机会获得法律援助，这些规定无疑富有影响深远并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 葛莎莎.刑事辩护制度的新发展[J].学理论，2013（5）.

[2] 陈光中.新刑诉法中辩护制度规定之实施问题[N].人民法院报，2012-7-18.

[3] 潘申明、刘宏武.论刑事辩护制度的革新——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基点[J].法学杂志，2013（3）.

[4] 陈瑞华.刑事诉讼中的问题与主义[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

[5] 潘申明、刘宏武.论刑事辩护制度的革新——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基点[J].法学杂志，2013（3）.

[6] 谢佑平.生成与发展：刑事辩护制度的进化历程论纲[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2002．

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制度

刑事辩护制度一般包括下列基本内容：

第一、辩护权。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最基础、最核心的诉讼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一般包含：（1）陈述权。当对被告人进行讯问时，给予其陈述和辩解的机会。（2）诘问权。刑事被告人享有的在庭审时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的权利。（3）调查证据申请权。刑事被告人可以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并申请法院传唤证人、鉴定人还有权请求与其他被告对质。（4）辩论权。刑事被告人享有的就事实和法律进行辩论，就证据的证明力和程序问题进行辩论的权利。（5）选任辩护人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选任辩护人为自己提供法律帮助，进行辩护。（6）救济权。刑事被告人不服法院的判决或裁定，有权获得救济。（7）回避申请权。为了避免有回避原因的司法人员不回避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而赋予被告人回避申请权，以资补救。

第二、辩护的种类和方式。刑事辩护一般分为自行辩护、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所谓自行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为自己进行的辩护。这种辩护贯穿于刑事诉讼整个过程，无论是在侦查阶段还是在审判阶段，被告人都可以为自己辩护，自行辩护是十分有效并被频繁使用的辩护方式。委托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与法律允许的人签订委托合同，由他人为自己作辩护。这里的他人可以是律师，也可以是其他公民。委托辩护相对于自行辩护而言更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因此成为现代刑事诉讼中最为主要的一种辩护方式。指定辩护是指遇有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的，法院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为其辩护。

第三、辩护人及辩护人的范围。在刑事诉讼中，辩护权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行使以外，还可以由其他人协助行使，即辩护人行使。辩护人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或法院指定，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诉讼参与人。辩护人制度的设立弥补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能力的缺陷；弥补了国家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的不足；促进了诉讼公正的实现，并在社会中发挥着示范功能，促进法制宣传教育。在中国辩护人的范围较广泛：律师、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都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但是正在被执行刑罚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除外。

第四、辩护人的责任。辩护人应该承担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责任。

第五、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为保证辩护人能充分执行辩护职能，履行辩护职责，法律赋予辩护人一系列诉讼权利。主要包括：独立辩护权、阅卷权、会见通信权、调查取证权、司法文书获取权、获得通知权、质询权、辩论权、控告权、拒绝权及其他权利。辩护人在享有上诉诉讼权利的同时需要承担下列诉讼义务：恪守职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义务；保密义务；正当执业的义务；遵守法庭规则的义务；律师的法律援助等义务。

美国辩护制度是什么

有效辩护的概念在美国宪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美国联邦宪法仅是规定被告人享有律师帮助权，有效辩护这一概念主要从法院在适用宪法的过程中发展而来。有效辩护的核心内容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为了保障对抗主义诉讼模式基本功能的发挥，律师提供的帮助对被告人而言必须符合一般的执业标准，否则法院基于此做出的判决将会被撤销。有效辩护制度实质是法律通过规范律师和州的行为来保障当事人的律师帮助权。

有效辩护分为程序上的有效辩护和律师实质上的有效辩护，前者指的是司法机关或者其他外部因素致使律师的辩护受到限制，后者指的是律师在诉讼过程中因为自身原因致使不能提供实质有效的辩护。因为程序上的有效辩护不涉及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表现，因此其判断标准较为简单，联邦最高法院亦最先对此问题做出处理。早在鲍威尔诉阿拉巴马案[3]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指定律师程序的有效性的前提之一是参审律师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来准备辩护，该案确立了法院不得在程序上阻碍律师进行有效辩护的规则。

此后，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例列举程序无效辩护的情形，比如：法院限制被告人为辨方作证[4]（布鲁克斯诉田纳西案），法院在庭审过程中不得剥夺律师进行终结辩护的权利[5]（赫林诉纽约案），法院不得阻止被告人在直接或者交叉询问的间歇期内向律师咨询[6]（基德斯诉合众国案），法院不得指定缺乏执业资格的律师担任被告人的诉讼代理人。

程序上无效辩护的唯一判断标准是律师的辩护权受到州的严重干涉，而这种干涉是州有意为之。律师实质上的有效辩护因涉及律师的辩护水平以及对审判结果的影响，较为复杂，笔者主要从辩护缺陷和损害结果两种判断标准作具体分析。

辩护制度有何重要意义

刑事辩护制度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一宪法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与保障，它是现代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刑事辩护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是一国刑事诉讼程序民主化与科学化的重要标志。刑事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针对控诉一方的指控而进行的论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罪责的反驳和辩解，以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诉讼行为。其实质是给刑事被追诉者一个为自己说话的机会，使之能够以主体身份对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富有意义的”、“有效的”参与。通过刑事辩护，行使辩护权对法官的最后裁判的形成发挥有利于自己的影响和作用。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依法享有的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侦查和控诉进行防御的诉讼权利。它是针对有攻击性的指控而进行的，是被追诉者最基本、最核心的诉讼权利。它是刑事辩护制度得以产生形成的基础，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就不可能有刑事辩护制度。刑事辩护制度是法律确定的关于辩护权、辩护种类、辩护方式、辩护人的范围、辩护人的责任、辩护人的权利与义务等一系列规则的总称。辩护制度是辩护权的保障，各种辩护制度都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正确行使辩护权而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