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提要（民法典部分相关内容要点）

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的三个条件是什么

民事法律行为生效应具备以下三条件：

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

《民法总则》规定，年满十八周岁是成年人，而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2、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

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行为人的内心意思与外部的表示行为相一致的状态。二是指当事人是在意志自由的前提下，进行意思表示的状态。

3、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不违背公序良俗，不损害公共利益。

扩展资料

1、无效民事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为一独立的概念，并且其实质为合法行为，但在实际中，民事行为不必然合法，因此，我国民法创制了上一位阶的概念：民事行为。

下列为无效民事行为：

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行为

2）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双务民事行为需要经过其法定、指定代理人的追认，在未追认期间效力待定。

3）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

其中，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行为确定无效，损害个人利益的行为为可变更或者撤销的民事行为。

4）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5）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6）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

7）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2、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

下列为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1）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

2）显失公平的

另外，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期限，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在所附期限届满时生效。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民事法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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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要目

【法治中国】

1.“感受公平正义”命题的两个面向

徐亚文、黄峰（1）

2.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的理论构造与制度完善

黄锡生、尚睿（8）

3.“三权分置”背景下耕地生态保护补偿对象的确定

刘梦（17）

【民生法学】

4.《民法典》背景下代位权客体廓清

赵晶（27）

5.日本精神疾患劳灾认定的衍变及启示

施婧葳（37）

【部门法学】

6.环境犯罪刑罚法规的适正性研究

刘德法、白雅楠（44）

7.酌定量刑情节在暴力犯罪死刑司法控制中的规范化适用研究

王光明、武景磊（52）

8.网络共犯体系下帮助行为的类型化及其归责路径

李明见（68）

9.我国商事调解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接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杨安琪、杨署东（75）

10.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模式的争论及评述

陈圣利（85）

11.我国私营安保企业境外服务法治障碍及对策研究

李璐玮（94）

【司法制度研究】

12.论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的张力及其消解

许少波、张昂（106）

13.电子诉讼可控复杂性与可行简单性之均衡

陈锦波（114）

14.侦察思维的故事模型理论：经验事实的故事重建与构件证明

巩寒冰（125）

15.司法区块链视域下电子数据的线上化证明

孙梦龙（138）

【法治文化】

16.法政视角下的近代财政

——以宣统三年全国预算案为中心

杨同宇（146）

17.基于家原则对契约自由的反思

周剑威（157）

【法治中国】

1.“感受公平正义”命题的两个面向

作者：徐亚文、黄峰（武汉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命题的提出，既体现了由“看得见的公平正义”向“感受公平正义”的法治转向，更是法治思维和法治实践奔向更高追求的一次飞跃。主观程序正义论为诠释“感受公平正义”命题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心理面向来说，主观程序正义论揭示了满足程序参与者感受公平正义的三个核心要素：信任感、尊严感以及控制感。从司法面向来说，主观程序正义论通过杜绝领导干部干预司法以提升司法程序的信任感、完善争议焦点整理以及心证公开机制以强化司法程序的尊严感、强化指导性案例运用和逐步实现副卷公开以增强司法过程的控制感，最终实现“感受公平正义”。

关键词：主观程序；公平正义；司法干预；心证公开；指导案例

2.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的理论构造与制度完善

作者：黄锡生、尚睿（重庆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是长江流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法治保障。目前，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面临着协作范围不全面、协作形式不统一、协作主体不明确、协作规则不健全等多重困境。从流域的整体性、关联性及特殊性出发，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需要打破现有行政区划分块管理的现状，以生态整体主义和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构建长江“全流域”环境司法“大协作”体系。具体方式包括明确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的法律内涵、完善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内部协作制度、强化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外部协作制度等方式，实现长江流域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生态整体主义；协同治理

3.“三权分置”背景下耕地生态保护补偿对象的确定

作者：刘梦（吉林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耕地具有重要的生态资源价值。生态增益是进行耕地生态保护补偿的正当性依据，对产生生态增益做出实质性贡献是耕地生态保护补偿对象确定的标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是耕地用途限制的直接经济利益受损者，应当是补偿的对象；土地经营权人履行耕地使用方式的限制，承担耕地整体性保护义务，对产生生态增益做出了实质贡献，亦应当是补偿对象。地方政府对耕地的使用环境进行宏观治理，对耕地产生生态增益具有支持作用，但是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政府履行职能不能要求获得补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耕地使用产生生态增益只起辅助作用，不是直接的生态增益贡献者， 亦不应当作为耕地生态保护补偿对象。

关键词：“三权分置”；耕地生态保护补偿；生态增益

【民生法学】

4.《民法典》背景下代位权客体廓清

作者：赵晶（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内容提要：立法与理论上关于代位权客体的争议一直存在，此种分歧在《民法典》颁布实施后依然持续，有损于《民法典》的实施与法治的统一。在确定代位权客体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明确代位权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债权人利益保护”，且“不过分侵夺债务人私法自治”， 因此，在“秉持谦抑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可将代位权客体界定为“一般债权”“债权之从权利”“增加责任财产之必要权利”“确定性的特殊金融债权”等。

关键词：民法典；代位权客体；债权人利益保护；一般债权；从权利；特殊金融债权

5.日本精神疾患劳灾认定的衍变及启示

作者：施婧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在劳动环境变革的背景下，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日本将劳动压力所引发的精神疾患界定为劳灾，纳入劳灾（工伤）保险的救济范围。日本精神疾患劳灾认定以工作原因量化理论和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为核心标准，构建了以行政认定为前置程序、以司法认定为救济补充的制度结构。我国可以借鉴其一定经验，逐步将精神疾患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并以“工作原因”为中心设定具体的认定标准体系，构建行政认定与司法认定互动型认定制度。

关键词：日本劳灾认定；精神疾患；行政认定；司法认定

【部门法学】

6.环境犯罪刑罚法规的适正性研究

作者：刘德法、白雅楠（郑州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新近立法对污染环境罪内容的改动集中体现了伦理层面价值观的演变历程、犯罪论层面结果无价值和行为无价值的动态调整，以及刑罚论层面报应主义与预防主义的分配理念。三个层面存在的三组二律背反又存在一定的逻辑关联与发展联系，均可归结为刑法积极立法趋势下存在的法益保护早期化与刑法谦抑性的矛盾问题。我国环境犯罪治理的发展道路应当坚守刑罚法规的适正性，以罚则内容明确、处罚范围适中、罪行轻重均衡为具体标准，在刑罚配置上贯彻落实比例原则、细化罚金刑适用幅度甚至扩展保安处分措施。

关键词：环境刑法；环境犯罪；刑罚观念；法规适正

7.酌定量刑情节在暴力犯罪死刑司法控制中的规范化适用研究

作者：王光明、武景磊（烟台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酌定量刑情节是我国目前控制暴力犯罪死刑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因其自由裁量空间较大，不利于严格控制死刑。实践中，犯罪后果的严重程度、犯罪手段的残忍程度以及犯罪动机卑劣情况，都无统一认定标准；被害人过错和民间矛盾的内涵不清导致认定混乱。为规范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合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犯罪后果严重程度应严格按照具体死亡人数和其他侵害后果来认定。手段残忍程度的界定应综合实质意义和形式标准来把握。只有随意选择作案对象，滥杀无辜，以达到反社会、反人类犯罪目的而产生的动机才可以认定为卑劣犯罪动机。被害人过错影响刑罚裁量的法理依据在于其使被告人的可谴责性降低。民间矛盾影响刑罚裁量的法理依据是被告人的预防必要性小。在暴力犯罪死刑裁量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酌定量刑情节的规范意义和法理依据来认定，并综合全案量刑情节慎重考虑是否有必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关键词：酌定量刑情节；暴力犯罪；死刑；司法控制

8.网络共犯体系下帮助行为的类型化及其归责路径

作者：李明见（武汉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网络共犯体系异化，使得传统共犯理论和司法实践面临诸多挑战。帮助行为在网络空间的表现类型多样化，中立的帮助行为、片面的帮助行为在网络共同犯罪形态中广泛存在。我国已通过刑事立法、司法解释逐步构建了网络帮助犯的刑事责任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面对网络帮助行为的归责障碍，应坚持刑法总则下的共犯立法模式，肯定片面共犯的适用以及完善明知的判断规则，以更好地解决网络共同犯罪帮助行为的归责问题。

关键词：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共犯正犯化；归责体系

9.我国商事调解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接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作者：杨安琪、杨署东（重庆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署，是国际贸易多边合作重要的国际法保障，也是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法律执行力和国际流动性显著提升的标志。为实现国内商事调解机制与公约的对接，中国应在国际商事调解立法、和解协议配套执行机制、调解机构与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协调和完善，同时利用我国自贸区（港）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深耕商事调解试验田，构建既符合国际标准，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商事调解法律体系和运行体制。

关键词：《新加坡调解公约》；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中国商事调解制度

10.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模式的争论及评述

作者：陈圣利（福建省人文社科基地政法舆情治理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模式，存在形式主义、公司意思主义和当事人意思主义之争。争论的焦点有二：一是股权转让是否以外观公示为生效要件；二是股权转让是否以公司认可为生效要件。《九民会议纪要》采纳了股东名册登记生效说，此即形式主义观点之一 。形式主义和公司意思主义，均超越了现行《公司法》相关规定的文义射程。当事人意思主义契合股权性质，符合比较法解释，切合中国法现况，故而更为可取。当事人意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是，除法律和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以外，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归属变动一般以当事人的让与合意为准，出资证明书的交付并非股权转让的要件，股东名册的修改是对抗公司的要件，工商登记的变更是对抗公司外部第三人的要件。

关键词：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模式；形式主义；公司意思主义；当事人意思主义

11.我国私营安保企业境外服务法治障碍及对策研究

作者：李璐玮（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内容提要：海外利益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我国整体发展利益与国家安全。面对复杂严峻的海外投资环境，我国海外利益急需我国私营安保企业提供配套的安全保障服务。然而，服务提供国（地）市场准入严苛、依法获取持枪资格受限、服务过程中遭致合规风险高等棘手法律问题，使我国私营安保企业境外服务频繁受阻。国内相关规则、行业标准未成体系，资质认证、枪支管理等具体规定空白或不灵活，国内相关监管、问责处罚机制不健全，全球性规制尚未深度参与，是我国私营安保企业陷入上述困境的根本制度性障碍。基于法治化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新要求，从国家规制视角，在规则制定、机制构建等多个层面，国内、国际等多个治理角度提出可行性建议，依法保障我国私营安保企业顺利提供境外服务，助企纾困。

关键词：私营安保公司；总体国家安全观；枪支管理制度；安保行业标准

【司法制度研究】

12.论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的张力及其消解

作者：许少波、张昂（华侨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审理者裁判和司法统一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呈现出紧张关系，这呈现为当下中国促进审理者裁判的司法改革和以司法统一为导向的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突。审判权力与责任的失衡、司法问责方式的行政化、法官职业群体素质仍待提升、“结果中心主义”的审判评价标准等原因共同导致了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之间的紧张关系。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在原则上应当是兼容的，因为二者都不是绝对化的。审理者裁判与司法负责之间存在权衡，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之间存在博弈，适度的审理者裁判与适度的司法统一可以在不损害对方核心要素的情况下建立起来。消解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之间的紧张关系需要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建立外部问责机制、实施温和能动的司法政策、建立“过程与结果双重导向”的法官绩效考核制度。

关键词：审理者裁判；司法统一；司法责任；司法能动；法官豁免

13.电子诉讼可控复杂性与可行简单性之均衡

作者：陈锦波（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

内容提要：电子诉讼应当同时具备可控复杂性和可行简单性的双重功能特性。增加电子诉讼可控复杂性的途径在于：在技术上，建立稳定、安全且功能多样的电子诉讼平台，并实现该平台与其他网络平台的互联互通；在法律制度上，确认异步审理的法律效力、建立相应的失权制度、确立电子签名的使用规则并扩大法院对涉网行政案件的受理范围。而要实现电子诉讼的可行简单性，则需要深入挖掘电子诉讼复杂性的来源，进而采取相应的应对举措：在技术方面，彰显电子诉讼平台的交互性；在制度方面，加强对电子诉讼的程序性法律控制；在机构方面，通过网络平台来实现对电子诉讼繁杂事务的有效治理；在人员方面，提升诉判主体各方运用互联网技术和法律规则的能力。

关键词：电子诉讼；功能特性；可控复杂性；可行简单性

14.侦察思维的故事模型理论：经验事实的故事重建与构件证明

作者：巩寒冰（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内容提要：侦查语境的特殊性体现在侦查性发现相较“法律发现”的非对抗性，以及侦查性叙事整体性区别于法庭证明的构件拆分过程。对其特殊性的评估，有助于缓解“审判中心”下，集中于案卷笔录上的紧张关系。故事模型跳出了“原子论”的认识过程，代之以“整体论”的思维模式。其描述了侦查性发现中对多种线索信息以及更自由信息形式的拓展，明确了对经验事实的内心重建，理性思维是决定性因素。侦查故事需要统摄在案证据、解释推论链条。其问题是故事构建的“整体性”要求与“分离性”障碍，及推论链条梳理的证据问题。“关于故事构造的知识”是侦查叙事的核心内容。在辅助侦查性叙事的形成过程以及为故事模型提供规范性引导的过程中，准确性构成了评判事实认定理论的重要标准，而对错误风险防控的把握体现在应对“刑事错案种类泛化”理念修正中。

关键词：故事模型；侦查性发现；经验重建；要件事实

15.司法区块链视域下电子数据的线上化证明

作者：孙梦龙（黑龙江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随着数字技术对物理空间信息存储方式的变革，电子数据的技术性需求与司法实践的转化式适用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司法区块链的制度化建构为电子数据的线上化证明提供了“区块链＋司法”的全新发展方向。在存证阶段，司法区块链通过数据稳定存储，建立数据可信载体与全程可追溯机制。在取证、举证阶段，司法区块链可以通过借助参与共识，辅助电子数据真实性认定，并对接公证机关出证。在质证、认证阶段，司法区块链能够有效减少电子数据生成机制、存储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提升司法效率。司法区块链平台下的电子数据证明以法律规则与技术共识耦合的方式开启了电子数据全流程线上化证明的司法证明新高度，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关键词：区块链技术；技术证明；参与式；电子证据；线上化证明

【法治文化】

16.法政视角下的近代财政

——以宣统三年全国预算案为中心

作者：杨同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中国近代财政是伴随中国法制近代化的产物。作为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部财政预算案——宣统三年全国预算案，其编制与议决不仅凸显了近代财政的内在理路，而且折射出法政的诸多面向。度支部颁布多项法令渐次展开财政清理，为预算案编制提供了基本前提。围绕宣统三年全国预算案编制，各部院、地方督抚与度支部形成角力。编制赤字预算案反映度支部陷入“名实不符”的泥淖，呈现出晚清复杂的权力关系。资政院对宣统三年全国预算案的议决是首次由民意机关监督国家财政，资政院成立预决算股员会，劳心尽力，组织议员分科审查预算。经资政院大会议决，度支部原奏的预算赤字被修正为盈余，其间存在的程序问题值得反思。从法政角度观之，权力的名实不符，程序的便宜处分，实为近代财政反思之一端。在转型政治下，通过规则实现权力的自洽，达致良好的法政秩序，效果更佳。

关键词：法政；财政；预算案；度支部；资政院

17.基于家原则对契约自由的反思

作者：周剑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契约自由以个体主义为基础，在破除身份枷锁、带来个体解放与自由的同时，也导致了人与家本源关系的破裂，这种破裂意味着主体间关系的对抗，私人利益的无序扩张演化为社会冲突的焦点；更意味着人与历史关系的断裂，主体间相互依赖的历史共同感不复存在，由此现代社会陷入公共性危机。家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形态，透过中国的家文化，利用概念思维，可以重新认识家的规范意义与价值。家本质上是共生共存的载体，从家本性出发可以重新界定主体间关系，建构以“共在论——家伦理——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家原则。家原则不是对契约自由的全面否定，而是对它的改进与充实，其意义主要在于：一方面反思与超越契约自由的个体主义基础，以共在论激活人们的生活意义与归属感；另一方面则以家伦理为基础重建公共伦理，力图弥合私人自治与公共自治之间的断裂，积极寻求自由得以实现的义务与伦理条件。

关键词：契约自由；个体主义；家原则；关系伦理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是由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办的法学类专业学术期刊。1986年创刊，2012年由原《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更名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本刊秉承“格物致知、明礼弘法”的办刊理念，坚持办刊的学术性，追求学术创新，严守学术规范，关注法学理论和实践中的前沿问题、热点、难点问题及其背后的深层次法理研究，注重制度建设；包容不同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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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吴珊

审核人员 | 梁学曾 张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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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

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该原则对合同当事人的具体要求是：

（一）在订立合同时，不得有欺诈或其他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

（二）在履行合同中，应当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及时通知、协助、提供必要的条件、防止损失扩大、保密等义务；

（三）合同终止后当事人也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及时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后契约义务）。

【内容提要】我国合同法确立合同自由原则，鼓励人们积极地利用合同实现自我意志的同时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要地位诚实信用原则以社会为本位，追求衡平正义，要求人们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利益，对合同自由原则起到引导和矫正的作用。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适应了现代民法由个人本位迈向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的潮流，但是，合同自由原则在促进了人性解放的同时，由于人性自身的脆弱和对个人利益的无限追求，使得不论法律多么周全，合同多么严密，只要当事人心存恶意，总能找到规避的方法。于是，就需要有防范性的原则，以便当事人在利用合同自由原则行事而发生与该原则不符的结果时，能对该结果加以修正，诚实信用原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特别是在我国这样具有法典化传统的国家里，在合同法中注入如“诚实信用原则”这样的弹性条款显得格外必要。在本文中，笔者试着从诚实信用原则对合同法原则体系的基础作用的角度出发，浅析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合同法 诚实信用原则 先合同义务

在我国合同法的原则体系中，对应与合同自由原则，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指当事人在合同活动中讲诚实守信用，以善意的方式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不得规避法律和合同义务。我国合同法在第一章第六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合同自由原则极大地激发和鼓舞了合同关系当事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民事主体个人能力的发挥拓展了广阔的空间。但它在促进了人性解放的同时，由于人性自身的脆弱和对个人利益的无限追求，使得不论法律多么周全，合同多么严密，只要当事人心存恶意，总能找到规避的方法。于是，就需要有防范性的原则，以便当事人在利用合同自由原则行事而发生与该原则不符的结果时，能对该结果加以修正，诚实信用原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特别是在我国这样具有法典化传统的国家里，为了解决人们在适用法律规则和当事人约定时产生的“合法不合理”现象，防止法律异化，在合同法中注入如“诚实信用原则”这样的弹性条款显得格外必要。因此，我国合同法原则体系中，十分重视诚实信用原则的作用，并围绕该原则形成一套详尽的规范体系。

一、 诚实信用原则的地位

从诚实信用原则发展的历史来看，它正是在合同法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并最终发展成为现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反映了法律对道德准则的吸收，这种道德准则上升为法律规范的要求最早出现在合同履行领域。诚实信用原则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古罗马帝国对海洋的扩张使商品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创造了体现诚信的合意契约，而罗马执法官以裁量行为确认其具有法律效力，诚实信用原则第一次成为一种法律形式出现。《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契约应当以善意履行”，我们一般将该规定所要求的“善意”解释为诚实信用，而真正将“诚实信用”作为法律规范确立下来的，应是1863年的《撒克逊民法典》，该法典第 858条规定：“契约之履行，除依特约、法规外，应遵守诚实信用，依诚实人之所应为者为之。”但依该法之规定，当事人可以以特约排除对诚实信用履行要求的适用，所以该法关于诚实信用的规定在性质上仍属于任意性规范，难以称为一项基本原则。只有《德国民法典》冲破了概念法学的阻碍，明确将诚实信用作为一项强行性规范规定下列，并将其作用领域由合同扩大到一切债之关系中。该法第242条规定；“债务人须依诚实与信用，并照顾交易惯例，履行其给付。”使诚实信用原则成为债之履行的基本原则。而到《瑞士民法典》则将诚实信用原则作用的领域扩张到一切民事活动领域，成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该法第2条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实信用为之。”使诚实信用原则不仅适用于债务人，也同样适用于债权人，不仅适用于合样的背景下诞生的。特别是在我国这样具有法典化传统的国家里，为了解决人们在适用法律规则和当事人约定时产生的“合法不合理”现象，防止法律异化，在合同法中注入如“诚实信用原则”这样的弹性条款显得格外必要。因此，我国合同法原则体系中，十分重视诚实信用原则的作用，并围绕该原则形成一套详尽的规范体系。

一、 诚实信用原则的地位

从诚实信用原则发展的历史来看，它正是在合同法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并最终发展成为现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反映了法律对道德准则的吸收，这种道德准则上升为法律规范的要求最早出现在合同履行领域。诚实信用原则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古罗马帝国对海洋的扩张使商品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创造了体现诚信的合意契约，而罗马执法官以裁量行为确认其具有法律效力，诚实信用原则第一次成为一种法律形式出现。《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契约应当以善意履行”，我们一般将该规定所要求的“善意”解释为诚实信用，而真正将“诚实信用”作为法律规范确立下来的，应是1863年的《撒克逊民法典》，该法典第 858条规定：“契约之履行，除依特约、法规外，应遵守诚实信用，依诚实人之所应为者为之。”但依该法之规定，当事人可以以特约排除对诚实信用履行要求的适用，所以该法关于诚实信用的规定在性质上仍属于任意性规范，难以称为一项基本原则。只有《德国民法典》冲破了概念法学的阻碍，明确将诚实信用作为一项强行性规范规定下列，并将其作用领域由合同扩大到一切债之关系中。该法第242条规定；“债务人须依诚实与信用，并照顾交易惯例，履行其给付。”使诚实信用原则成为债之履行的基本原则。而到《瑞士民法典》则将诚实信用原则作用的领域扩张到一切民事活动领域，成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该法第2条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实信用为之。”使诚实信用原则不仅适用于债务人，也同样适用于债权人，不仅适用于合样的背景下诞生的。特别是在我国这样具有法典化传统的国家里，为了解决人们在适用法律规则和当事人约定时产生的“合法不合理”现象，防止法律异化，在合同法中注入如“诚实信用原则”这样的弹性条款显得格外必要。因此，我国合同法原则体系中，十分重视诚实信用原则的作用，并围绕该原则形成一套详尽的规范体系。

一、 诚实信用原则的地位

从诚实信用原则发展的历史来看，它正是在合同法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并最终发展成为现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反映了法律对道德准则的吸收，这种道德准则上升为法律规范的要求最早出现在合同履行领域。诚实信用原则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古罗马帝国对海洋的扩张使商品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创造了体现诚信的合意契约，而罗马执法官以裁量行为确认其具有法律效力，诚实信用原则第一次成为一种法律形式出现。《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契约应当以善意履行”，我们一般将该规定所要求的“善意”解释为诚实信用，而真正将“诚实信用”作为法律规范确立下来的，应是1863年的《撒克逊民法典》，该法典第 858条规定：“契约之履行，除依特约、法规外，应遵守诚实信用，依诚实人之所应为者为之。”但依该法之规定，当事人可以以特约排除对诚实信用履行要求的适用，所以该法关于诚实信用的规定在性质上仍属于任意性规范，难以称为一项基本原则。只有《德国民法典》冲破了概念法学的阻碍，明确将诚实信用作为一项强行性规范规定下列，并将其作用领域由合同扩大到一切债之关系中。该法第242条规定；“债务人须依诚实与信用，并照顾交易惯例，履行其给付。”使诚实信用原则成为债之履行的基本原则。而到《瑞士民法典》则将诚实信用原则作用的领域扩张到一切民事活动领域，成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该法第2条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实信用为之。”使诚实信用原则不仅适用于债务人，也同样适用于债权人，不仅适用于合同及债的履行，而且适用于一切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被学者们称为私法领域的“帝王条款”，甚至有人主张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不限于私法，对于民事诉讼法，乃至刑法、 宪法亦应适用，足见其在现代法律中的地位。然而，诚实信用原则只有在私法中才具有重要价值，在私法中尤以合同法为其主要作用领域。

诚实信用原则不仅仅要求人们在进行交易行为时诚实不欺、恪守信用，更重要的在于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要求当事人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利益。按照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当事人不仅要承担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义务，还应承担随着合同关系的发展而逐渐产生的诚实、善意的附随义务，即对于依照通常人的看法应由债务人承担的义务，即使合同未作约定，债务人也应当履行。对于债权人而言，虽有权接受债务人的给付，但也不意味其可以高高在上，而应尽到相互协作、配合的义务，诚实信用不仅调整着经济关系，而且推动着人类自身的完善与发展。

二、诚实信用原则对合同法原则体系的基础作用

目前适用的合同法，不仅在合同法的一般规定中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而且围绕着诚实信用原则，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合同义务体系和适用规则，从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解释乃至终止，整个交易过程始终贯彻着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丰富了我国合同关系的内容，体现了现代合同法对当事人保护周密化、精致化的趋向。诚实信用原则使我国合同法成为一个科学的规范体系。

1、诚实信用原则与合同订立中的先合同义务

按传统民法，当事人在合同成立前相互之间并无任何权利义务关系，彼此并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人民逐渐认识到，由于合同当事人一方的过错致使合同不能成立，而导致信赖该合同能够成立而为此积极准备的相对方遭受损失，此种损失仅因合同没有成立，而失去对过错方的约束，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随着耶林关于缔约上过失责任理论的提出，人们逐渐认识到合同关系是一种基于信赖而发生的法律上的特别结合关系。当事人为了缔结合同而进行磋商之际，已由一般普通关系而进入特殊结合关系，这就要求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超出一般普通关系所要求的侵权行为法上的注意义务，而负起保护这种特殊信赖关系的协作义务、通知义务、照顾义务、保护义务、保密义务等附随义务。这种附随义务在合同的订立阶段被称为先合同义务，违反此义务的当事人，应承但缔约上过失责任。由此表明，现代民法不仅要保护业已存在的合同关系，对于正在产生过程中的“合同关系”（信赖关系）也给予特别的保护。

适应现代民法的这一要求，我国合同法第42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及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并且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外，第43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对于因违反先合同义务而产生的缔约上过失责任，德国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都没有作一般规定，而仅是就特别情形设个别规定。只是在学说和判例上主张应扩大缔约上过失责任的适用范围，进而建立缔约上过失责任的一般法律原则，以合理规范当事人之间的缔约磋商行为。适应这一发展趋势的要求，1940年的希腊民法典第197条和第198条设有明文将缔约上过失责任作为一项一般法律原则予以规定。我国合同法对缔约上过失责任适用范围的规定，除了明确列举恶意磋商和违反保密义务以外，还规定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也适用缔约上过失责任。这一开放性条款使得缔约上过失责任成为我国合同法的一项法律原则，但这一规定没有先明确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应承担的先合同义务，而径直规定缔约上过失责任，从体系上看未见圆满，使得

德国民法典关于平等的条文，明确的，谢谢！

论德国民法典的基本特点

关键词： 德国民法典/基本特点/启示

内容提要： 德国民法典对于德国的民族振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卓越的贡献。作为亚洲第一部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制定以移植摄取、注重实效与兼收并蓄为基本指导思想， 融合了西方各国民法典的精华，成功地实现了民事法律制度的本土化与国际性、现代化和现实性、法典化和融合性的共生和谐。因此， 加强对德国民法典基本特点的研析， 可以为正在制定中的中国民法典提供科学的思路与深邃的启迪。

一、德国民法典的生成

一部法典的历史就是一部社会的发展史。“每一种法典，都是一定的国情、历史、文化的制度凝聚，是我们检视一定社会、一定国家的法律意识、法律制度水准、法律制度文明以至整个制度文明的进步程度的最主要的尺度之一。”[1]德国民法典诞生的直接推动力就是要废除西方列强在德国的治外法权，实现主权独立。然而，作为一部反映与规制全体德国民众的社会经济生活的法典，不可能仅仅依靠一场废除治外法权运动就能造就出来的，它的生成必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与之相应的思想与法学理论方面的准备，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1. 废除治外法权是德国民法典生成的最直接的政治动因

“德国民法典编纂的成功，应该说是在废除治外法权这一大前提下，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相互妥协的产物。”[2] 19 世纪初西方列强开始在亚洲扩张势力范围，通过坚船利炮洞开了德国的大门。西方列强与德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德国丧失了司法主权的独立与关税自主权，强迫德国承认包括司法在内的本国法律制度在德国领土上对本国国民进行裁判的效力。在当时，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成为德国国民的强烈愿望和政府的首要职责。明治政府上台以后，头等大事就是力争修改德国在德川幕府末期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71 年德国派伊藤博文等人赴欧美与各国交涉，西方列强则要求德国以西方的法律制度为楷模，制定各种法典，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交换条件。面对实力强大的西方列强，明治政府为了达到废除治外法权的目的，不得不在短时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立法工作，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民法典的编纂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工程。为了能使民法典达到西方列强的要求，同时虑及法国民法典是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的民法典，因此德国聘请了法国学者博瓦索纳德加入到法典编纂工作中，在博瓦索纳德和德国国内法学者的共同努力下，1890 年德国旧民法公布于世。但德国旧民法公布后立即遭到了国内强有力的批评，从而在延期派与断行派之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法典论争”，延期派认为民法典亲属法部分的现代化规定与德国的传统家制习俗格格不入，甚至出现了“民法出、忠孝亡”的言论。最终，延期派战胜了断行派，德国旧民法被迫延期。1893 年德国政府着手重新起草民法典，设置了法典调查委员会，以伊藤博文为总裁，西园寺公望为副总裁，同时任命帝国大学教授穗积陈重、富井政章和梅谦次郎为起草委员会委员。这次起草，在维持德国旧有习俗，特别是家族制度的原则下，在旧民法典的基础上，参照当时的德国民法第一草案与第二草案的基本精神，并结合德国实际情况，完成了德国新民法典的编纂工作。1896 年通过公布了总则编、物权编和债权编，1898 年通过公布了亲属编与继承编，全部民法典于1898 年7 月16 日正式施行。总之，来自不平等条约的压力催生了德国民法典的制定，条约改正运动成就了德国民法典的编纂事业。正如德国学者富井政章所言：“在法学尚未发达的今天，短期内成就如此庞大的立法事业，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3]

2. 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德国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德国著名法学家K.茨威格特与H.克茨曾经指出：“一部民法典编纂的特点根本上是由它所赖以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许多法典有幸能把近期实现的社会关系全面变革的成果以固定的形式加以铸造，从而使它们能指望被其奉为思想准则的人类理想和社会模式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时代的尺度。”[4]明治维新以前的德国是一个与西方近代法无缘的封闭式封建社会，尤其是一国范围内法律的不完善与不统一的现状严重阻碍着德国新的经济的发展。而从18 世纪末起，德国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商品经济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已开始形成。明治维新最基本的目的就是变法图强，最终达到“脱亚入欧”，也就是通过法制的近代化，通过条约的改正，达到富国强兵，走上欧式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发展道路，最终达到与欧洲列强比肩而立的目的。而要达此目的，不仅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更主要的还需要增强国力。为了消除封建割据与封建社会法律不统一带来的弊端，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新成立的明治政府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民商法典。总之，统一分散的封建法制的要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成为催生民法典诞生的根本动力。

3. 德国法学研究的深入为德国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无论是社会变革所创造的良好社会政治经济条件，还是大胆全面地移植国际先进制度的指导方针的实施，都只是制定一部好的法律的外部条件，从法律自身来看，完备的法律制度必须以坚实的科学理论为基础。19 世纪中叶德国国门被洞开后，德国人抱有亡国之忧的同时，深受西方文明之刺激，众多有识之士意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明治政府成立后，推行文明开化政策，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文明，围绕着仿效西方制度、学习西方文明、振兴德国民族的明治维新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德国明治维新后，朝野对法律制度的改革在整个国家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视，培养了一批具有思想深度的法学家，出版了一批具有理论深度的法学著作，也形成了自己的法律改革的理论。”[5]早在19 世纪70 年代德国就已经选派学生赴英国、法国、德国等研析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法律，不仅如此，当时的明治政府还在国内大力兴办法律学校， [6]培养自己的法律人才。正因为法学教育与研究的繁荣和卓有成效，德国涌现出了一大批法学专家为民法典的制定建言献策。被选为起草委员的梅谦次郎、穗积陈重、富井政章三位委员都具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并精通两大法系或其中之一。起草者们深厚的比较民法功底、严谨的态度，以及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论证都是法典制定成功的重要基础。尤其是旧民法所引发的“法典之争”，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说，也为新民法典的问世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可以说，德国民法典就是明治维新之后数十年法学理论研究活动与“法典之争”的结果。

二、德国民法典的基本特点

德国民法典在制定过程中是以移植摄取、注重实效与兼收并蓄为基本指导思想的。由于德国缺乏民事法律的传统，面对西方列强的要求，只有向西方国家特别是拥有相对完备的资本主义法律体系和成熟的立法技术的英、法、德等国家学习经验，借鉴成果，移植摄取，兼收并蓄。只有制定与西方各主要国家相一致的法律制度，才能实现政治上的愿望；而旧民法典流产的教训则使得新民法典在起草的过程中尤其注重德国国内实际，对长期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和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和梳理，继承和发扬行之有效的制度以求内容的实效性，新民法典编纂委员会在审议的过程中还就具体问题作了大量的习惯调查，尽量使相关规定符合德国的风俗和国情。19 世纪与20 世纪之交，德国民法典作为亚洲第一部民法典，无疑以其思想意义和历史上的扩散力而占有着最为重要的地位，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开创亚洲近代法史的伟大法典。处于21 世纪今天的当代中国，学习、研究与借鉴德国民法典，必须保持理性和客观的审视态度，科学把握民法典的基本特征与思想史上的价值。

1. 现代化与现实性

深受西方列强资本主义民法典的影响，德国民法典在制定之初就贯彻了资本主义民法传统原则，并将其法典建立在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过失责任等三大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因而这是一部属于近代化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法典。该法典第206 条规定：“所有人在法令限制内对所有物享有自由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凡本文所引《德国民法典》相关条文，均出自渠涛编译的《最新德国民法》） ，从而集中确立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无限制的原则。该法典第3 条规定：“私权的享有，始于出生”，从而体现了公民民事权利平等的原则。该法典第三编债权第二章契约部分，规定了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契约的订立是完全自由的，只要不违反公共利益，契约可包含任何内容，契约在双方当事人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该法典第三编债权第五章侵权行为部分，还原则性地肯定了民事责任的过失责任原则，如第709条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的人，对于因此所发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依据当时社会的现实情况，该法典对过失责任原则亦作了例外规定，承认了无过失责任归责原则，如第717 条规定：“因土地工作物的设置或保存有瑕疵而致使他人发生损害时，其工作物的占有人对受害人负有赔偿损害的责任。”第718 条规定：“动物占有人，对其动物给他人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该法典不仅很好地贯彻了资本主义的民法原则，而且还“运用了诸如法律行为、代理、时效、占有、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近代资产阶级民法广泛使用的法律词汇，体现了其概念、术语的欧化和近代化”[7].由于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在德国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种社团组织大量出现，因而德国民法典在总则部分首先区分自然人和法人，并设立专章对法人制度作了极为详尽的规定， 按法人的成立目的，将其分为公益法人和营利法人两种，民法典第34 条还承认祭祀、宗教团体为法人。这些相对于法国民法典的规定无疑是个巨大的进步。总体而言，德国民法典“财产法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自由经济的基础上、以近代民法中的所有权不可侵犯、契约自由、个人责任的三大原则为指导的，符合于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近代法律”[8]，因而较好地体现了民法典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已故著名法学家谢怀轼先生曾经指出：“民法是一个国家、社会全体人民的共同生活准则。民法的内容，民法的变化发展是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民法如果与社会脱节，就失去了它的价值。”[9]

事实也是如此，法典的许多规定未停留在宽泛原则层面，而是适应了实际的需要。由于明治维新之前的德国社会是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特别是德国的家族制度根深蒂固，所以颁布之初德国民法典的身份法部分就只得向现实社会作出了某种程度的妥协。该法典亲属编基本上沿用了德川幕府时代以男性为中心的“家”的制度，对户主的特权与家属成员的从属地位做了具体规定；即使在财产法部分，该法典也保留了诸如永佃制度等具有封建色彩的部分内容，从而凸现其现实的保守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对民法典亲族、继承编中不合时宜的规定作了根本修改，强调个人尊严及两性实质平等，从而实现了民法典身份法部分的现代化。

2. 本土化与国际性

一部民法典编纂的特点，根本上是要由它所赖以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来决定的。“必须记住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与一般意识形态与观念的集中体现。任何两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可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10]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们既大胆学习借鉴甚至移植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尤其是法、德民法典的基本精神，又兼顾德国的历史与现实，从而有机地将二者结合起来。德国民法典的成功之处就是将移植过来的西方法律制度在德国加以同化和整合，实现了本土化。德国民法典担保物权的规定就是将法国担保制度与当时德国社会通用担保形态相结合的成果，在民法典实施后，由于其中的抵押权制度不能适应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德国在20 世纪初又采普鲁士民法模式制定了以工厂抵押法为代表的各种财团抵押法。

“今天民商法在几乎所有的方面都有一部分，常常是很大的一部分是在世界范围内统一或者大体统一的。”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们充分认识到法律对全球经济交流和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德国民法典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在编纂民法典时采取了“西化”方针。当时西方包括英、美、法、德等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是较为发达的，代表了国际法学的先进成果，所以德国移植他们的法律后所体现的国际性特征是不言而喻的。梅谦次郎曾说过“， 世上有人称我们的新民法是依德意志民法，这是肤浅的见解。体裁上虽酷似德意志法，但法兰西民法与德意志民法都是按照同等程度被参考的。”而且为编写新的民法典，法典委员会翻译、参照了大量的其他国家民法。梅谦次郎先生曾列举过参照的外国民法典：法兰西民法（1804） 、德意志民法第一草案（1887） 与第二草案（1895） 、普鲁士民法（1796） 、萨克森州民法（1863） 及德意志其他州法、奥地利民法（1811） 、荷兰民法（1829） 、意大利民法（1865） 等。起草者之一的穗积陈重先生则称德国民法典是“比较法学的成果”。[11]德国民法典的制定，是对各国法律综合比较、鉴别、筛选的结果。德国民法典无论是在编排体系还是在法典内容上均体现了对不同国家、不同法系法律的融合。德国民法典的体系主要借鉴德国民法草案的编排体系，分为五编：总则、物权、债权、亲属、继承，但物权编和债权编的顺序没有依照德国民法，而是将物权编放在债权编之前。这主要是因为德国新民法在编纂时深受法国民法典的影响，法国民法典的编撰体例是人、财产所有权、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财产所有权相当于物权，而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中则包括债权的内容，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法国民法典对德国民法的巨大影响。在内容上，法典继承了德国民法典的伟大创造，规定了法律行为制度，并以公序良俗这一一般性原则作为判断的依据；关于占有制度，则系采法国立法例，认为占有是一种权利，而德国立法则认为占有仅指事实，而非权利。[12]在物权变动形式方面，德国民法典也没有采德国民法典公示生效的做法，而是与法国民法典一样，实行公示对抗要件主义。在关于侵权损害赔偿范围和承诺效力的立法上，德国则借鉴了英国的判例法。德国民法典关于先取特权的规定则来自于1865 年意大利民法典。因此，德国民法典实际上是对世界各国先进的民法兼收并蓄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国际性特征。

3. 法典化与融合性

在绝对理性主义支配下的19 世纪的大陆法系国家，其制定民法典就是试图对各种特殊而细微的实情开列出各种具体的、实际的解决方法，其终极目的在于通过法典有效地为法官提供一个完整的办案依据，以便使法官在审理任何案件时都能得心应手地引律据典。民法典作为一个自足的体系，能通过法典内部原则和制度的配合与协调，达致顺畅运行的目的。但是，民法典不应成为封闭的体系。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和发展，法典不可避免地存在滞后性，立法者不可能预见到未来应受法律调整的各种情况，法律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同时由于法律规则本身的抽象性和一般性使得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做法势在必行。

为了使得法典在适应性和稳定性中达到平衡，德国民法典既规定了一些基本原则来实现法典的稳定，又通过判例法和特别法对法典漏洞进行必要的补充，使法典具有生命力。针对法学理论的发展和社会的客观需求，德国民法典为整个民法乃至整个私法规定了一些根本性的总的原则。该法典第l 条规定：“私权必须适合公共福祉。权利行使及义务履行必须遵守信义，以诚实为之。权利不许滥用。”第2条规定：“本法须以个人的尊严及男女两性本质性平等为宗旨解释。”法典对基本原则的规定无疑能应对没有具体规范的尴尬，使法典具有更强的灵活性。面对法典自身固有的缺陷，在民法领域则通过制定大量的特别法与司法判例来完善德国民法典，从而体现了法典的开放性与融和性的特征。一方面，德国民法典在承认制定法是民事法律的重要渊源的同时，也承认判例的渊源地位，并且成功地实现了法院判例的法典化；而且德国民法典有意识地在法律中规定一些一般性条款，如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等，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以期实现弥补法律漏洞的目的。德国民法典采两大法系融和的趋势，体现了德国民法典的开放性与现代性，为后世民法典的起草和制定树立了典范。另一方面，由于法典受到篇幅的限制，所以对于遗失物制度的规定很原则，为了适应复杂而具体的实践要求，德国另行制定了《遗失物法》，对拾得人、遗失人的权利义务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再如，1972 年的《大气污染防止法》和《水质污染防止法》，以承认无过失责任以及近似于无过失责任的形式谋求对受害人的保护。虽然德国民法典制定之初选择了民法法系的模型，但之后又出现学习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的倾向。一战后，随着德国经济力量的强大，金融业发展迅速，英美法中行之有效的商业信托制度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正是在需求和规范的推动下，德国在1923 年通过了《信托法》。信托法制度根植于英美的衡平法，它的双重所有权的制度设计是与大陆法国家的绝对所有权制度格格不入的。但德国民法学家克服了这些障碍，作为采纳民法典的大陆法系的国家，第一个大胆地在民法典之外，制定通过了《信托法》。[13]这是融和性特征的典型表现。

三、对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借鉴意义

民法法典化是近代以来中国政府与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自清末变法以来，无论是1911 年完成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大清民律草案》，以及1924～1925 年北洋政府以此为蓝本次第完成的第二次民律草案，还是1931 年中华民国正式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均借鉴了世界上各主要法典化国家的民事立法经验，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民法理论成果，这其中又以德国法的概念、制度为先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于1954 年、1962年、1979 年三编民法，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草案终未成典。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加之主观上受“成熟一个，制定一个”思想的影响，我们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以《民法通则》为核心的单行民法系列之路，以至于造成了现今民法体系混杂、理论底蕴不深、逻辑性不强、滞后社会发展等缺陷。经过近3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经济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数年的求索，民法学界几已达致共识：民法法典化是中国民法走向现代化的最佳选择。如何使我国的民法典成为新世纪的经典之作，加强对德国民法典的研析，能给我们有益的启迪。

1. 注重民事理论研究与现实生活相契合

我们现在制定的民法典是一个意义重大且内容庞杂的工程，需要各界人士特别是法律专家的共同努力。法律专家首先必须精通民事理论，其次还应把握法律实践。德国民法学界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与法学研究者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是德国民法典成功的秘诀之一。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都十分重视理论研究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明治维新以后，德国法学得以迅速发展，学习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学者，对各种理论学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许多问题上结合德国社会的实际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德国民法典起草时，立法者和民法学者对当时社会生活中遇到的和能够想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析，民法调查会的民法议事记录多达数百万字。这种从立法活动开始的研究延续到今天的法律教学和法律实务中，形成了许多服务于法律实务的理论学说和对理论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判例理论。这对法律科学的发展、立法的完善和司法的公正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为法治国家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德国民法典起草委员会还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使相关法律规定尽可能符合德国的风俗和国情。“我们要讲现实，但重要的是当前的现实，是社会发展的现实，不研究这些问题，制定民法典是没有根基的。”[14]国外一些国家的法学理论成果或制度设计很先进，但我们在褒扬的同时应注意中国的土壤环境是否适宜它的生长，这是一个需要反复论证的任务。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我们既要加强民事理论的研究，又必须关注现实生活，加强实证分析，努力促进理论研究与现实社会相契合。

2. 注重市场经济成果与和谐社会相共通

民法是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法律表现，是规制市场经济的基本法。近年来，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统一大市场逐步建立、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趋于合理、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渐次加快等。但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市场经济的建设成果需要统一的法律加以巩固，市场经济的再发展和成熟度均需要法律加以引导并予以保障。我们制定的民法典应当把市场经济的成果合法化、制度化。市场经济发展对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既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出现了一系列新型的法律关系和法律问题，如电子商务、基因技术对传统民法理论的挑战。市场经济带来巨大利润的背后又不可避免造成贫富差距、就业困境、环境恶化、资源危机等问题，这是与和谐社会的目标不相符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任务，我们要努力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应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能够协调好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关系，使社会呈现出一种公正的状态，使社会各个群体和社会成员的利益得到协调和兼顾。我们新制定的民法典既要能够为新时期市场经济的再次飞跃发展提供保障，又要能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实现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社会文明。

3. 注重国际发展趋势与科学发展相融合

德国民法典制定时虽然德国民法典还没有正式出台，但德国人注意到了德国民法典草案的伟大之处，认识到德国民法典草案中所体现的国际化发展趋势，大胆借鉴德国民法典草案，制定了许多与国际社会相共通的规则。今天在研究发达国家民法典时，应该采功能主义的比较方法，充分认识到这些国家的民法典也在不断地修改完善，一些传统的民法理念、民法制度已经遭遇了时代的挑战，因此我们要关注民法典的国际化发展趋势。当今世界是市场机制统合世界经济的最主要机制，各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是相同的，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优胜劣汰规律，资源配置的效率原则、公正原则、诚信原则也是一致的。在市场经济全球化时代，需要更多的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共生的法律规则，为复杂的交易提供便利。我们的民法典是在国际化与科技化潮流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立法者要努力克服法律的滞后性，提高法律的前瞻性，立足现在，兼及未来。

同时，民法典的法律技术和法律内容必须与科学发展相配套，关注国际法学、比较法学的发展趋势。民法典必须依据时代精神和本国国情进行创新，否则民法典将不会成功。我国民法典既要对国际发展趋势有敏锐感，又要能够鼓励科技创新，要有包容精神，引导我国的科学发展并能够大胆预测科学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以超前的法治思想和价值理念，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民法典体系，争取把我国的民法典建设成为21 世纪最伟大的民法典。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共同社会经济生活条件使得民法在内容上具有相当程度的国际性，具有为世界各国或地区共同认可、一体遵循的某种意义上的通行性。因此，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应广泛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成功的立法经验、判例与学说，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所有问题再重复一遍别国已走过的弯路而去亲自摸索和实践。总之，在制定民法典时，既要充分把握民法典发展的国际化趋势，又要加强民事法律制度的科学发展。

请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内容，试述如何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内容提要：我国旅游业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它是我国的新型经济产业，但我国旅游立法远远滞后于旅游业的发展，从而导致旅游市场出现许多不规范的现象，不仅游客维权的空间很小，旅游企业的利益也很难得到保障，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一部全国性的旅游大法，从而缺乏法律的有利保障。在此，我们仅着重谈一下旅游消费合同所维系的旅游者与旅游经营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及其法律责任，借以说明我国制定一部统一的旅游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关键词：合同 旅游消费合同 债 仲裁 违约责任

引言

市场经济同时也是法制经济，一个行业的发展、繁荣和稳定都离不开法律的保障。而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大力发展旅游业以来，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旅游法加以保障。各地虽然都制定了自己的地方旅游法律法规，但由于旅游的异地性以及各地旅游法律法规的不统一性，游客在跨地域旅游时权益并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也使旅游纠纷层出不穷。在对旅游纠纷进行综合分析时，我们发现大多的旅游纠纷发生在旅游者和旅游经营商之间，可见旅游消费合同的制定越来越有其必要性。

一、旅游消费合同的概述

要谈旅游消费合同，我们先看一下合同。关于合同的概念有各种学说，大陆法系通常认为合同是基于一种双方法律行为而达成的协议；而在英美法系，采取“合同是一种允诺”的学说。从现行民事立法来看，我国采用的是协议说。我国《民法通则》第85条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我国《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原《合同法》直接规定了十五种有名合同，《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增加到三十种。其中就包括了餐饮合同、住宿合同、旅游合同，在这几种合同中都隐含了旅游消费的内容。而鉴于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在旅游业中的重要地位，单独将旅游消费合同列出来进行研究有其必要性和重要的意义。《德国民法典》第651条规定“根据旅游合同，旅游举办人负有向游客提供全部给付（旅游）的义务。游客负有向旅游举办人支付约定的旅游费的义务。”旅游消费合同的概念适用合同的有关规定，同时旅游消费合同的概念又要考虑旅游的特殊性，应强调对旅游者利益的保护。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旅游消费合同：它是指旅游经营者提供旅游服务给旅游者，旅游者按约定支付报酬，旅游经营者应对游客的人身和财产损害承担严格责任的合同。旅游消费合同规定了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